“这两年，你们不容易吧？”

庭长这句话说出口时，调解室里安静了几秒。被告公司负责人低下头，再抬起来时，眼眶已经红了。几分钟后，他主动同意6000元一揽子解决。而在此之前，双方已经僵持了整整一个下午，就差500元，谁也不肯退让。

这500元，真的只是钱的问题吗？

一桩8000元质保金纠纷，从中午调到晚上，金额从8000元一路降到5500元，可最后500元的缺口，像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生效判决都认定设备没质量问题了，凭什么还要让步？”原告济南某公司的代理人脸色铁青。

“设备趴窝两年，生产受了多大影响，谁来赔偿我的损失？”被告某建筑公司负责人也寸步不让。

这不是一桩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

2023年5月，双方签订《铝型材加工设备购销合同》，总价76300元，余款8000元作为质保金。济南公司交付设备后，建筑公司于2024年9月以设备不配套、无法正常使用为由，诉请返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海门法院以超过质保期驳回其诉讼请求后，建筑公司先后申请再审，又上诉至南通中院，2026年6月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质量问题已有生效判决，8000元质保金本该有个了断。可真正坐到调解桌前才发现，双方争的早已不是8000元，而是一口气。

建筑公司觉得设备趴窝、生产受影响，两年官司输得憋屈，不愿付款，甚至想以培训义务未尽为由反诉。济南公司则因前案数次委托律师、异地开庭，也憋了一肚子火：设备已被认定无质量问题，自己却一次次被拖入诉讼，律师费、差旅费、时间成本谁来赔？他们拒绝再调试、培训，只愿在违约金、诉讼费上让步，坚决要求全额付款。建筑公司则坚持先补齐配件、调试运作、按合同培训，再同意支付8000元。调解陷入僵局。

背对背调解中，建筑公司提出配件值3000元，若济南公司不调试，就扣3000元，只付5000元。济南公司认为生效判决已认定设备无质量问题，无权扣减。经反复劝说，济南公司让步至7000元，建筑公司不同意；庭长共同参与调解后，建议济南公司同意6000元一揽子解决，建筑公司仍坚持5000元；在庭长、我和代理律师轮番劝说下，建筑公司同意5500元。此时已近傍晚，距6000元仅差500元。金额虽小，在济南公司看来却是极大的不诚信。双方僵持不下，一下午的努力眼看要付诸东流。

我心里明白：判决虽易，解纷不易。若再判决，建筑公司可能再次申请再审或另行起诉，造成程序空转，浪费司法资源，当事人也会再次被拖入反复诉讼的泥潭。双方都不缺8000元，缺的是一个台阶、一份被听见的委屈。可500元缺口，就是跨不过去。

庭长见法理劝说效果有限，便不再讲法条、算利弊，而是拉家常、听委屈。他给双方各倒了一杯茶，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看着建筑公司负责人，轻声问了一句：“这两年，你们不容易吧？”

就这一句，空气一下子软了下来。

建筑公司负责人张了张嘴，没说出话，只是低头盯着茶杯。庭长也不催，就那么静静地等着。几分钟后，他忽然摆摆手，声音有些哑：“算了，6000就6000吧，不折腾了。”

济南公司代理人愣了一下，随即激动地说：“谢谢法官，很小的案子，如果今天没有一揽子解纷，双方还不知道要继续拉扯多少趟，真的大大节约了我方诉讼成本。”

这场调解让我再次感受到律师之于调解的重要性：好的律师是桥梁而非旁观者。双方代理律师没有拱火，没有把调解当战场，而是一遍遍给当事人算诉讼账、时间账、经营账。有些话，法官讲是法理，律师讲是“再打下去，耗不起”的掏心掏肺。

最让我深受教益的是庭长的关键助攻。他看似不经意的那句关怀，不是扯闲话，而是一种司法理念的自觉——涉企纠纷，不能只算法律账，更要算经营账、时间账、生存账。

两家企业，一家为8000元质保金反复奔波，一家为设备问题停产憋屈，两年诉讼打下来，律师费、差旅费、误工损失早已远超标的额本身。庭长看到的，不是8000元的“小案”，而是两家企业被诉讼拖住的“大成本”。他没有停留在“谁对谁错”的判定上，而是把定分止争的落脚点放在“让企业活下去、让关系修回来”上。一句“不容易”，是共情，更是对涉企服务理念的践行。

企业要的不是一纸判决，而是从诉讼泥潭里脱身。当当事人被看见、被理解，对抗的情绪才有了松动的缝隙。人一旦被看见，气就消了一半；气消了，实质解纷的门才真正打开。这也让我更加明白，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在法律底线之上，用最小的司法成本，实现最大的解纷效益。一句家常话，把“定分止争”从判决书里请出来，落进了当事人的心里，也让“实质解纷”从理念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

小案不小，因为小案里也有大民生、大情绪、大成本。法官不仅要定分止争，更要努力让纠纷真正落地。判决可以确认权利义务，调解却能修复关系、终结循环。当晚的尘埃落定，让我更加深信：案结事了人和，是司法最朴素、最难得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