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后，子女在墓碑上镌刻姓名以寄托哀思、彰显血缘亲情，是我国的传统习俗。近日，昆山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纠纷案件，因父母墓碑遗漏自己姓名，弟弟将哥哥告上法庭。这到底是“家务事”，还是法律应该保护的权益？

张某和李某系夫妻，育有三个孩子，分别为张大、张二、张三。张某和李某先后于2011年、2022年去世，合葬于某墓园，长子张大登记办理了墓穴证并操办立碑事宜。墓碑落款为“长子张大 次子张三敬立”，并未刻入张二名字。

张二得知后，与张大沟通要求落款加入自己名字，但协商无果。张二认为该行为侵害了自身人格尊严和祭奠权益，于2025年3月将张大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大立即停止侵权，重新为父母立碑，并按长幼顺序将自己名字刻在父母墓碑上。

庭审中，双方就张二是否具备署名资格各执一词。张大表示，张二幼年就被父亲“过继”给大伯，虽然大伯早年过世、张二在5岁时重新回归原生家庭，但仍构成收养关系，故无权在亲生父母墓碑上刻名。张二则提供了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自己与李某的母子关系。张三作为证人出庭，称墓碑未刻张二名字，系因两个哥哥之间有矛盾。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自然人除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等具体人格权外，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墓碑是子女追思父母、彰显血缘身份的重要载体，子女在过世父母墓碑上篆刻自己的姓名，以此彰显与逝者的特殊身份关系，符合传统孝道和公序良俗。墓碑刻名内容直接关系到子女的人格尊严与伦理情感，系人格尊严衍生的特定人格权益，具有一般人格权性质，依法应予保护。

本案中，张大辩称张二已被“过继”，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父母共同同意将张二送养并由他人收养，且张大承认张二在5岁后就由其父母亲自抚养张大，足以说明张二与父母之间的父母子女身份关系并未改变，张二对父母的祭奠权益应受法律保护。因此，张大在操持立碑事宜时，无正当理由未将张二名字刻于父母墓碑上，侵害了张二的人格权，张二有权请求停止侵害。

最终，法院判决张大配合张二为父母墓碑重新立碑，按长幼顺序将张二姓名镌刻在墓碑上；张二自愿承担重新立碑的费用。一审宣判后，被告张大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除列举了多项法律明确保护的具体人格权外，还设置了“兜底条款”——自然人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其实践意义在于：社会生活千变万化，立法无法穷尽列举所有应当保护的人格利益。当某种行为虽未侵犯姓名权、名誉权等具体权利，却实质上有损于他人的人格尊严时，法院可以依据这一条款提供救济。

墓碑刻名正是典型场景。在中国传统伦理中，逝者墓碑上是否记载某一子女的姓名，不仅关乎“名分”，更关乎该子女与父母的血缘纽带是否被家族和社会所认可，是身份认同的外在表现。将某个子女的名字“抹去”或“遗漏”，往往意味着对其作为家庭成员身份的否定，可能造成深刻的情感伤害。因此，法院将其认定为一种基于人格尊严的独立人格权益，并予以保护。

从法理上看，这类权益可以统摄于“祭奠权”的概念之下。祭奠权是近亲属之间对于已故亲属寄托哀思的权利，虽然尚未成为一种类型化的法定权利，但其表现形式繁多，包括接收死讯、参加葬礼、立碑署名、祭扫墓地、参与吊唁等等。这些权益的客体是一种精神利益：一方面，祭奠权能够帮助化解丧亲之痛、表达对逝者的思念；另一方面，它承载着社会的道德评价，同时也体现了权利人对逝者悼念的行为自由。这些内涵，均与一般人格权的精神相契合。

法律固然可以提供最终救济，但亲情的修复往往比一纸判决更为艰难。子女和睦友爱是父母的期望与心愿，亦是每位家庭成员应有的自觉。唯有相互尊重、共同维护家庭成员的平等尊严，方能安慰生者、告慰亡者，慎终追远。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条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
    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第九百九十五条  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