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厢，一家500人的大公司要整体搬迁到距离十几公里以外的新地址，提供两种解决方案：搭乘班车或领取补贴购买电动车；那边厢，一名工龄十年的老员工患有眩晕症，乘车有困难，又因丈夫患病需要照顾等特殊原因，不能骑电动车耗费太多通勤时间……面对劳资双方各有难处的具体情况，近日，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经济补偿金纠纷调解结案，双方当事人都满意而归，并对法官的诚信、耐心、细心表示感谢。

公司并无过错，员工情况确实特殊

2010年5月，王女士入职泰山公司。“我的家就在公司附近，骑电动车单程十分钟左右。”据她陈述，丈夫身患残疾，孩子在上学，家里全靠其一人支撑。2018年3月，公司因搬迁向所有员工提供了两种交通解决方案：搭乘班车，或者领取3000交通补贴购买电动车。

“方案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和领导反应过，新厂骑电动车需要50分钟，我自己又患有眩晕症，坐大巴就会头晕，一次两次还行，天天吃药的话太伤身体了。”庭审中，王女士表示，对于这种眩晕症，医院不会开具诊断证明书，但向法庭提供了病历，证明其确实有多次去看病，患者主诉“头晕”。

对于王女士情况，公司也很重视，“领导还专门和她开会进行研究，但依然没有商讨出可行的解决办法。”泰山公司在庭审中陈述，毕竟公司这么大，不可能因为一个员工的特殊原因而不搬迁。到2019年6月，泰山公司顺利完成搬迁，500余位员工悉数前去新址工作，只有工龄近10年的王女士没有前去。多次发函催促后，公司援引员工手册规定的“连续旷工三天即可开除”的条款，辞退了王女士。对此不满的王女士申请劳动仲裁，获得了支持。“按我的工龄和月均工资，仲裁委支持公司赔偿我5万余元。”王女士说。

法院：能调则调，当判则判

“我们不服上述仲裁，于是诉至法院。”庭审过程中，原告泰山公司提出，“2016年公司组织免费旅游，去莫干山玩，大巴车坐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发现被告王女士有眩晕症的症状。”公司还提出，在没有搬迁前，被告基本每天加班，上班时间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与其无法付出更多通勤时间照顾家庭的陈述并不符合。

王女士辩称，当初旅游是吃了晕车药去的，但效果不好依然头晕，于是接下来的2017、2018年的免费旅游都没有参加，“而且不参加公司也不会折现”，对于经常加班，被告称，就是为了多赚点钱啊，“有加班我才能拿5000多元一个月，不加班的话基本工资才2000元出头。现在被辞退了，我又在家附近找了一份超市理货员的工作，月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元。”

承办法官表示，这类案件如果判决的话，只有“全无”或“全有”两种结果。“就是说，要不公司付给王女士5万余元，要不王女士一分钱也拿不到。”他指出，客观来说，公司方面没有过错，而王女士的自身情况也确实特殊。所以站在具体案件中双方当事人的立场，考虑到他们可能遇到的问题与风险，我偏向调解解决这个案件。”

最终，承办人分析调解与判决的利弊后，急当事人所急，想当事人所想，积极耐心释法析理，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原告泰山公司支付被告王女士各项补偿共计3万元。

【法官连线】“想你所想，急你所急，站在双方当事人的角度看问题”

回到这个案件本身，对公司来说，万一案件败诉，影响不太好，更何况仲裁时已经败诉了。而且搬厂过程中仅有被告一人出现特殊问题，所以就算这个案件调解，也不会引起示范性效应，对公司而言，花3万元规避全部风险，并不是花钱息事宁人，而是选择了相对稳妥的解决方式。于女员工而言，从专业角度来看，其实她的诉讼风险更高，如果判决书结果是全无，那么她还要自己承担律师费，如今在超市打工的她，家庭经济情况将雪上加霜。如今能拿3万元解决问题，于她而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一点，从她签字时如释重负的表情中也可以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