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姑父黄振康是我启东老家的一位村医生,现因肺癌晚期躺在上海医院的病床上将不久于人世。

姑父他一米八0高高的个子,清秀的脸,说话不多,始终背着个药箱。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有点使人害怕不敢接近。

姑父年少时母亲早死,他那为人豪放仗义的父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过着受寒挨饿的生活。成家后,有了四个小孩加上姑妈体弱多病,姑父他常常到处求医问药,细心好学的他便是从那时开始自学起医学来的。四十多年来,他从一个门外汉在自己家人身上练习注射第一针起,逐渐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特别是对于农村常见的老烂腿、烫伤、肾炎等的医治以及针灸治疗有着独特技艺的一方名医。但他依然象当年当赤脚医生那样,背着个药箱走村串户出诊上门医治病人,很少能闲在医务室;依然象当年那样只收取一点医药费,有时遇到特别困难的病人,他连成本费也不收。

姑妈多次提醒他年纪大了,深更半夜不要再出诊了,自己辛苦还连累家人睡不好觉,让病人去医院,医院有值班医生的。他说人家相信我才来叫我的,怎么能不去,再说这点苦比起我早年吃得那些苦算不得什么。

旁人说,医师现在都是私人诊所,你有这么好的技术,又有这么多的病人,早应该发财啦。可他说,乡里乡亲生病了,我不能趁火打劫,再说乡亲们都还不富裕,我收多少钱情面上磨不开,我不图发财,只要能维持就行,他甚至还从不多的积蓄中拿出几千元来无偿援助村里修路。为此,他也没少受我几个表姐妹的责怪,也最终导致了既是同行又是上级主管的乡卫生院的反感,因为到卫生院就诊的病人越来越少。

乡卫生院于是决定不能再让他在村里行医,限他只能在卫生院门诊行医,拿固定工资。然而时间不长,他最终还是回到村里,因为毕竟老百姓需要他回去。

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一生从不抽烟喝酒,唯一吃的晕腥就是鸡蛋,比清教徒还恪守戒规。

邻里亲戚哪家夫妻不睦、婆媳吵架找他评理,他往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把双方都批得下不了台,要求互相宽容、谅解。我们年轻的晚辈哪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他十分反感,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恨,而哪个上学、找工作有了困难,他都无私的帮助,我们在他面前不敢有丝毫的放纵。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我家乡那没多少文化的乡亲们那里,虽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理解,但却得到所有人的尊敬,在乡亲们心里显得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值得信赖。这么多年来,每当生病时,老人们总是对子女说,“我不要上医院,你们去叫黄振康,黄医生,他知道我的病,他看了我就好了”,因为病人的病史早已烙成为他大脑记忆中的组成部分;孩童们感冒咳嗽了总是嚷嚷“叫黄家公公打针”,因为他总比别人能更快地让孩子们康复;乡亲们常常把信任与感激连同家里的鸡蛋,不声不响地放在他家门口,更是把选举乡人大代表的选票都毫不犹豫地投给了他。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老天爷在他69岁时突然间把可恶的癌症降临给他时,成百上千的乡亲为他痛哭流泪,也让我们晚辈在此时更深刻地体味到什么是真正的爱、广博无私的爱。我想起了耶稣的话“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