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上街，不等于没人逛街”，电视里传来这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让我不由得想起那个因网购引发的纠纷案。

那是去年10月，我承办了一件邮寄服务合同纠纷案。从诉状材料看，案件并不复杂，就是原告寄的手机被快递公司弄丢了，要求赔偿。

案件如期开庭，我让原告先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原告李某皱着眉头：“我就是不服这个气。我从网上买了两部手机，其中一部有点问题。卖家同意调换，我就到某快递公司在我们镇上的代办点寄了出去，但后来卖家反馈说手机丢了。我的要求不高，手机买了600元，快递公司得赔偿，同时承担因此造成的误工费、交通费、电话费、材料费以及本案的诉讼费。”

快递公司的刘经理并不认可这种说法。他辩称，公司在李某所在镇上并没有安丰代办点，自己也没有收到李某的运费。他强调：“手机不是我弄丢的，谁弄丢的谁赔偿。而且，赔可以赔，该我赔多少我赔多少，不可能是我一个人承担。”

我问李某有无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李某倒是个有心人，证据提交得还挺全，有他寄手机时快递公司开出的速递单及收据、快递公司在网络上的货单跟踪记录、购买手机发票、淘宝上的页面下载等。同时，李某还提交了当时承接速递业务的林某的证人证言。

被告对速递单、手机发票及淘宝页面下载均没有异议，承认原告李某手机丢失，但对证人证言提出了异议：“你所说的证人林某我不认识，她收取的运费15元我不清楚，而且她只是偶尔帮我们承接业务。”

既然不认识，又怎么承接业务呢？我倒是有点疑惑。

“林某开了一个打字复印店，只是偶尔收快件从我们公司速递，从中赚钱。她收了快件后，放在杨某那里，杨某是我的一个客户。”速递公司刘经理解释道。

我又问被告：“你有没有拿到这部手机？快递费收取了多少钱？”

“我到杨某那里拿到了手机，费用大概是8元钱，应该是林某给了钱的。”这点，被告倒是承认得爽快。

案情已经明了，标的额又不大，我建议双方进行调解。

“法官，我打这个官司本来也不是想要赚钱，我就是不满意他们公司的态度，老是推三阻四的，一点解决问题的诚意都没有。既然你法官说调解，那就调解好了。”李某率先表明态度，“手机是600元，但我的间接损失不止600元，交通费、电话费、误工费、律师费等等，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并按照被告提供的格式合同的规定，也是按实赔偿。如果法官主持调解，最少赔偿直接损失。”

我问李某，除手机外其他的费用有没有证据。李某说暂时没有，但可以找。

此举立刻遭到被告的激烈反对：“你们单位又没扣你工资，哪有损失费？再说，你从单位到林某所在的地方一点点远，根本不存在什么交通费。反正我不能全额赔偿，你应当把林某也作为被告赔偿。”

面对面调解看来行不通，我于是进行分头调解。

我先找到被告做工作。速递公司刘经理颇不服气：“又不是我弄丢的，凭什么我赔？他应该找林某。”

看来刘经理不太懂，我告诉他：“你也承认林某偶尔帮你们承接业务，而后从中赚钱。现在，原告手中有你们公司的速递单及收据，你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成立。手机确实是在你们公司寄送过程中丢失的，这个损失你们肯定要承担。”

“总共收了8元钱，却要赔他那么多钱，你说我们公司冤不冤？”听我这么一说，刘经理声音小了下来。思量再三后，他表了态：“如果李某只主张600元的手机款，放弃主张误工费、交通费等其他费用，我们愿意当庭就将600元交付。”

被告已经同意赔偿，但不知李某怎么想。我又问李某：“被告已经同意赔偿手机的费用，但其他费用不肯赔。现在，你自己估算一下，除了手机的损失，其他的损失大不大？如果不大，让被告把手机款赔你就算了，毕竟把事情解决掉才是最重要的。”

李某点点头：“我也不是不讲理的人，我就是看不惯他们公司的态度才要打这个官司的。说实话，我的损失肯定不止600元，不过有些费用我又没发票。法官，我相信你，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听你的。”

我将双方召集到一起，被告当庭将600元手机款交给了李某，双方皆大欢喜。

有趣的是，拿到了钱，李某冷不丁地冒出句话：“这样，是不是就算我赢了？”大家哄堂大笑，我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是，是，大家都赢了。”

案件结了，我心中却多了几分感慨。其实，这样的纠纷本不必到法院来，只要双方多点沟通，多点换位思考，事情也许早就解决了。还要提醒一下爱好网购的朋友，网上购物看得见摸不着，还是有点风险的。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千万要记得保留证据，否则一旦引发纠纷将会面对无证可举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