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村中女儿一般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习俗，至今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也有学者将此情形归结为“乡规民约”所造成的局面。尽管有现代化的法律作为强制性的后盾，但依然难改变。

据笔者对所在地区的了解，普遍存在农村老人由儿子进行供养的传统。农村父母在子女成家后，将其全部财产平均分配给几个儿子，由儿子负责今后的衣、食、住、行、看病等基本生活，而未分配财产的女儿，一般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

现就本案基于这种习惯，认为在儿子有能力赡养父母的情况下，应当优先考虑由儿子负责对父母进行赡养，支付老人生活所需的各项费用。

2010年12月，原告一纸诉状将三个儿子告上法庭，要求三被告每人、每月给付赡养费200元，今后医药费由兄弟三人平均负担。经审理查明：原告王某生育三子二女，老伴早已过逝，王某一直独自生活，生活费用为之前的一些积蓄。但是2009年起，王某身体一直患病，所有积蓄几乎都用于医药费用，王某本身又是个年迈的农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遂与三个儿子协商，要求其履行赡养义务。但是，王一、王二、王三以分家析时王某对财产分配不公为由相互指责，互不履行赡养父亲的义务，无奈之下，王某便提起对三子的赡养诉讼，希望通过法律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了解到此案基本情况后，法官分别找到原告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做其思想工作，向其讲明赡养老人既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也是我们几千年的传统美德，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能推卸责任，对年迈的父亲不管不理。而王女辩称，之前老人就写过分家书，将财产全部分给三个儿子，由儿子负责养老送终。而且，目前自己生活也很困难，赡养父亲是有心无力，只能每月多去看望一下老人，给买些吃的。而三被告也声称，让女儿赡养老人会让村里人笑话的，不会让王女承担赡养义务的。最后，经过法官的主持调解，原告与三被告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原告与三被告共同生活，三被告每人每月给付原告赡养费200元，每家轮流赡养一年，每年1月1日（阳历）为交接赡养时间；二、今后原告因病所致各项费用由三被告共同负担，每人负担比例为33.3%。

本案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农村，女儿不赡养父母的传统风俗已根深蒂固。本案中，原告生育五个子女，而原告只将三个儿子告上法庭，如果从法律上讲是可以追加女儿为被告的，但是在审理时双方当事人均不要求追加，原因就在于原告与三被告之间都有这样一个共识，赡养老人，养老送终是儿子不可推卸的义务和传统，本案在调解过程中，未有一个当事人出来指出女儿应当也承担赡养义务，所以法官亦未要求女儿参加庭审，承担相应的赡养责任。下面，本人结合司法实践，对农村赡养问题讲一些自己的看法：

解决乡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途经。首先，国家法律要给乡规民约一定的生存空间，让其在生存空间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解决之路。具体到农村赡养问题中来，则应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①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将农村父母赡养的纠纷尽量以和解的方式而不是以诉讼的方式解决；②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失败、当事人坚持起诉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也应针对女儿一方的具体情形区别对待。譬如：女儿一方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城市工作或在农村国家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可按人民法院受案的一般方式结案；而对身为农民、被告方的女儿而言，则应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庭前调解的作用，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如此以来，既考虑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又照顾到了农民的情感。从而将法律的要求融入乡规民约，使农村女儿赡养父母渐变为一种“习俗”。其次，在目前还难以做到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不冲突的情况下，尚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立法、加强司法解释。乡规民约虽然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提出来了，但有关法律对乡规民约所承载的“村治权”或者“内生的公共权力”缺乏承认和界定，以致在实践中难于把握。因此，有必要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做出明确规定，以有效避免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部分冲突；二是加强农村法制宣传与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使农村女儿赡养父母的观念深入人心，最终消除农村父母赡养方面与法律冲突的社会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