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终岁末，农民工工资的话题不绝于耳，不禁想起那23名农民兄弟。

今年6月的一天，我习惯性地点开信息系统查看，发现在手案件猛然增加了23件。

我有点纳闷，怎么一下子增加那么多？仔细翻阅诉状材料后才知道，原来全是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的。而更让我意外的，是东台市人民检察院派员支持起诉。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我办得不少，可检察院派员支持起诉的却不多见。

能让检察院介入，案件必不简单。我当即决定，好好找当事人谈一谈。

我联系了原告，想先听听他们的想法。一见我，他们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法官，你要帮帮我们啊！”“那些人太心黑了，做了那么久，工资也不发。”……

人多口杂，一时没法听清楚。我赶紧示意他们先停下，并建议他们推选代表来进行沟通。他们一致推选了徐某。这是位40多岁的汉子，看上去显得很疲惫。他叹了口气：“我来说吧，法官。我们都是某镇水务站下属的水利机械施工工程队的农民工，在水务站做工程，但是工资一直被拖欠。我们找过工程队的队长，也找过水务站，都没有个说法。我们这些人不容易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出来打工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工资领不到，我们拿什么养活家人呢？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才来的，也因为这个原因，检察院才支持我们起诉的。”

听了徐某的话，大家都沉默下来。我明白，不是真遇到了难处，他们不会轻易打官司的。

我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徐某说得很实在：“我们没有其他要求，只要把工资给我们就行了。”

我想，得跟被告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是什么想法。

工程队队长余某态度很明确：“我没钱，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也是受害者，到现在为止，我的那些设备还都在水务站封存着呢。”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赶紧与水务站取得了联系，一问才知道，是徐某他们到水务站去要工资，水务站认为余某是工程队长，其下属的工程队是承包给他的，而且该给付的农民工工资已结算给了余某，至于封存的设备是工程队的设备，本来就应当属于水务站所有。

弄清了事情的原委，我决定召集双方进行调解。原告的要求并不过分，工资是他们应得的，而且已拖欠长达五、六年，主要还是要做通两被告的思想工作。

我将余某叫到一旁：“工人是跟着你干活的，给他们发工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凭什么不给？人心都是肉做的，人家等着这钱养家糊口呢，你好意思呀？”

余某辩解：“我也不是不给，你看我的设备都被扣着呢，现在也赚不了钱，这还不都怪他们？”

“那要是水务站把设备给你，你就愿意给工人发工资吗？”我又问余某。

这回，余某一点不含糊：“唐法官，只要水务站把设备还给我，我愿意付工资。不过，我的工程款水务站也没给全，我要求水务站承担一半。”

余某说得也在理，我又找水务站沟通。水务站负责人很恼火：“法官，这个事情真不怪我们。工人是跟着余某干活的，而且这些农民工的工资我们单位早给了余某，不该找我们呀。你是不知道，他们到我们单位去闹，影响多不好。至于扣留的设备，那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嘛。”

“这个事老拖着对你们也没好处，你看把检察院也给惊动了。工人是跟着余某干活的，可工程队毕竟是你们单位开办的，余某也是你们任命的工程队长，他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你们怎么着也得给工人发工资吧。”我因势利导，“余某已经答应，只要你们把设备给他，他就付一半工资。要不，你们单位也给一半怎么样？”

几经权衡，水务站负责人终于松口：“好，就按你说的办，我们给一半。”

就这样，经过不懈努力，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23名农民工工资由两被告各半给付，而水务站把设备给余某。

捧着调解书，徐某等人喜不自禁，对我连声道谢。看着他们已近佝偻的背影渐行渐远，我心里除了欣慰和轻松，还有丝丝的悲凉。真希望所有的老板都能善待他们，不要再让他们为工资四处奔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