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后释疑，是指人民法院对各类案件判决或裁定后，案件承办法官主动向当事人询问，对该裁判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裁判理由、法律适用等方面是否存有疑问，并有针对性地作出解释，属于诉讼程序结束后的一种辅助诉讼完善的活动。作好判后释疑工作，是满足当事人司法需求，提升服判率，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举措。

具体实践中，司法公信力的基础首先来源于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充分信任。裁判的效力和权威，又来自于当事人对具体裁判的充分理解和认可。法律文书作为法院裁判的载体，除因技术原因必须依照一定的格式书写外，由于法律本身的规范和逻辑性，其的表述不同于其他文体，形成自身固有的表达方式，因而经常出现生涩难懂的情形，超出一些当事人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对裁判的猜疑和不满由此而生，极易导致当事人不服裁判，直接上诉甚至引发涉法涉诉信访。

在判后释疑制度实施以前，能够帮助当事人正确认识和理解裁判的渠道比较少，而且当事人还面临着受到进一步误导的风险。试想，面对不能令其满意的判决书，大部分当事人最先想到的是受其委托的律师。律师的法律专业知识通常可以解决当事人的法律疑惑，但由于担心委托人将败诉责任归结于律师能力，出于维护自身执业声誉的动机，很难指望律师能够完全站在公允立场、依照法律的规定去正确解释并评价对其非常不利的裁判。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个别律师出于招揽业务的目的，为了怂恿当事人打官司，在诉前刻意隐瞒或缩小诉讼风险，而一旦败诉则习惯性地将责任归罪于法官的“不公”和“错误判断”。让这样的律师进行“释疑”，除了让当事人对法院裁判产生更深的误解之外，无法真正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除了律师，当事人还能求助于谁?还有一些没有委托律师的当事人又该如何解决对于裁判的疑惑?媒体和专家是通常的选择。但是媒体和专家的“释疑”同样具有局限性。尽管在某些案件上，媒体和专家的意见还是正确和中肯的，但更多情况下，他们听到的只是一方当事人的陈述，看到的是单方面的证据和材料，其思维和判断缺乏中立的环境和严密的程序。其分析案情、做出释疑极有可能站在一方当事人的立场上，不但不利于定纷止争，反而极有可能加深当事人对裁判的误解，激化对立情绪。

分析近年涉诉信访案件情况，尽管绝大多数涉诉信访案件的裁判正确，但为什么一些当事人不信任法院裁判，藐视甚至公然对抗法院的裁判?笔者认为，虽然有多方面原因，但当事人不能够准确理解法院的裁判文书意旨，是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人民法院大力推行法院诉讼风险告知制度和判后释疑制度。在法院裁判后对文书作必要的解释，用法官在程序内不可能使用的“大众话语”对证据采纳、判决理由等方面作适度的讲解或说明，帮助当事人正确理解，对提高诉讼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大有裨益。

一、实行判后释疑，有利于当事人息诉服判，实现案结事了。法院法官做出裁判后，对当事人就裁判提出事实和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解释，帮助当事人全面理裁判内容，有利于引导当事人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或者息诉服判，或者继续诉讼，确保将纠纷一直置于法律程序中，发挥诉讼效力，实现司法救济，减少涉诉信访，促进社会稳定。

二、实行判后释疑，有利于弥补裁判文书存在的“不足”。这里所指裁判文书的“不足”，不是文书本身存在表述上的遗漏或缺陷，而是指“法律语言”与“大众话语”之间存在的表述差异。针对表述差异，法院一方面应当改革裁判样式与写作，加强对证据的分析和裁判理由的说明，让更多当事人能够读懂法院的裁判文书；另一方面，实行判后释疑，在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建立交流沟通的桥梁，尽可能消除理解差异。

三、实行判后释疑，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通过判后释疑，可以让当事人充分理解法院的裁决，提高裁判的公信力，减少当事人的上诉、申诉、缩短诉讼周期，降低诉讼成本，同时也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

四、实行判后释疑，有利于提高审判质量，形成良性裁判。良性裁判必须体现当事人自由、平等的对话交往，这样形成的裁判才能被当事人理解和接受。判后释疑制度合理运用的前提就是判决本身的正确性。一份判决由于法律观、价值观的差异存在，可能令人置疑。法官唯有审慎裁决，并对正确的裁决进行合法合理的解释才能真正使当事人口服心服，赢得当事人的信任与尊重。另外，法官通过合法诉讼程序外的交流与引导，可以进一步了解掌握当事人的疑问或不满的原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不断修正和完善裁判，有助于提高审判质量，促进良性裁判。

五、实行判后释疑，有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有多方面的，当事人认为法院判决不公正，不服裁判就是其中之一实行判后释疑制度有利于当事人服判，促使当事人自觉、自愿去履行判决，节约法院执行成本，促进“执行难”问题的解决。

六、实行判后释疑，有利于实现司法为民思想，提高人们的法治观念。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部分当事人认为诉讼中自己与法官的关系仍然是“官与民”，并没有建立正确的诉讼观念，不知道良性裁判需要体现当事人自由平等的对话交往。判后释疑充分体现了法官对当事人的法律引导和指导，充分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宗旨，构筑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良性关系。法官在法律解释中释放“大众话语”，使人民群众对法律规则、法律适用有了亲历性体验，潜移默化地接受法治观念，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扎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