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逮捕措施虽然不是对犯罪分子的直接刑罚处罚，但其作为强制措施，是对犯罪分子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直接强制，目前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着不慎用及随意改变等现象，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些简要的剖析，以期引起重视。

一、不慎用逮捕措施及随意改变逮捕措施的危害性

（一）不利于体现我国刑罚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目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和一些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轻微、可能判处缓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虽然其行为已造成一定的危害性，但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事发后能够很快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并愿意改过自新，不采取措施也不至于有社会危害性，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一方面侦查机关有对提捕案件的批捕率的考核，降低提请逮捕的条件，将可提捕可不提捕的案件，全部向检察机关提请批捕，在2004年某基层院办理的32件不捕案件中，有1 8件属于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审查决定不批捕要经过的层层汇报、集体研究等程序，工作量相对较大及对不批捕案件的定期、重点复查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操作时对已构成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采取了逮捕措施，而这样处理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利于体现刑罚的目的，有可能进一步毁坏犯罪嫌疑人重建新生的信心。

（二）不利于体现诉讼经济原则

我国目前司法资源相对不足，而对一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侦查到审判，要投入相当的司法资源，对于已构成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若采取逮捕措施，势必将多耗费司法力量，影响到集中司法力量打击重大刑事犯罪，如：某县检、察院2005年批捕的98件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后，经审理最终对86件案件的被告人作出缓刑、1件案件的被告人作出拘役的判决，逮捕措施的必要性及其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三）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在实践中，对一些情节较轻无逮捕必要的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逮捕措施，将其与一些重刑犯、惯犯等一起羁押，很有可能受到不良影响，因羁押使其不能与家人团聚，不能接触社会，从而不利于对其教育、改造。对有些完全可以作不起诉处理或起诉后获得被判处拘役、管制等轻刑的被告人，因被羁押或羁押时间超过可能的刑期，在法定刑幅度内就极有可能被判处相对较长的有期刑，使其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

（四）不利于体现法律的严肃性。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释放被逮捕的人或者变更逮捕措施的，应当通知原批准的人民检察院。近年来，随着对介于可捕可不捕之间案件逮捕措施的扩大使用，经批捕后公安机关在执行过程中变更逮捕措施的现象呈上升趋势，而其中绝大部分案件措施的变更并不是证据发生变化，往往是囿于人情、关系等人为因素而变更，而法律规定的变更强制措施后的告知义务，仅仅使得检察机关对这种变更的获知权得到体现，而检察机关对改变措施的监督职责却形同虚设，也无法律依据对这一现象进行监督，严重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也极有可能导致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对策建议

一是慎用逮捕措施。在工作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职能的同时，应全面领会、认真贯彻执行我国的惩办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转变执法观念，对已构成犯罪，但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用逮捕措施，对可捕可不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慎用逮捕措施。

二是加强与公安机关及侦查部门的联系协调。对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提捕前加强沟通联系，建议侦查机关将案件直接移送审查起诉，不人为追求批捕率，以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三是制定和完善法律。完善逮捕措施的适用条件，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加强对捕后执行逮捕工作法律监督的立法完善，特别是对变更逮捕措施的程序、依据的规范，有效保证监督有法可依，确保法律的严肃性。

四是建立科学的案件质量评估机制。对捕后不诉的案件加强复查严格监督，对已逮捕案件的最终量刑及逮捕后变更强制措施的案件进行跟踪、分析，研究探索更能体现批捕措施适用的价值效果的新途径，从而提高批捕工作的法律效果及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