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正在翻阅手头的卷宗材料，突然听见门外有人大声叫嚷着要找我。循声望去，一位中年男子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

我有点纳闷，这个人我不认识，找我干什么呢？容不得多想，我赶紧迎上去问个究竟。

听说我就是他要找的人，来人一脸不满：“法庭为什么将传票寄给我女儿？搞得她又发病了。”我听得一头雾水。细问之下才知道，他是一桩离婚案件中女方薛某的父亲。他这样一说，我倒是有点印象。案件是前不久刚受理的，原告徐某诉称，妻子薛某婚前隐瞒间歇性精神病史，婚后病情频频发作，对婆婆不孝顺，对人冷淡，故起诉要求离婚。

想到这儿，我便请薛父坐下细说。薛父神色黯然：“梅法官，我也不瞒你，我女儿患有间歇性精神病，自从收到传票，晓得徐某要和她离婚后，几天几夜不睡觉。现在，精神病又发作了，已送到医院住院了。” 说着，他从口袋里摸出张纸递给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医疗证明，证明从8月14日起徐某在东台某医院的精神科住院。

送走了薛父，我心中不由地感叹，父亲爱女心切，人之常情；徐某起诉离婚，却也是他的自由。不过，由于薛某目前处于精神病发作期，该案必须延期开庭。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多次打电话与女方的家人联系，询问薛某的病情是否好转，但得到的答复一直是还没出院。其间，我也曾试图动员原告先撤诉，但原告离婚态度比较坚决，不同意撤诉。

一晃两月过去了，经多次电话与薛某父母联系沟通，薛某终于同意来法庭。

考虑到薛某的病情，我想首先要确定她现在的精神状况如何，于是询问薛某患病的缘由。薛某低头不吱声，时而抬头胆怯地注视着父亲。见此情景，我便示意薛父回答。薛父说，薛某在上中学时，由于经常夜里“开夜差”背书、看书，持续两个多月夜里睡不着，精神过于紧张，从此就患上此病。听到这儿，薛某也在一旁附和着：“我那时学习太用功了，经常夜里复习，就得了这种病。”

见薛某终于开口，我心里松了一口气，看来她目前精神还算正常。我告诉她，对于婚姻案件，法院着重进行调解，叫她不要太紧张，有什么想法，可以向法庭陈述。薛某点点头，表示同意。

法庭调查开始，原告徐某很愤怒：“结婚前我不知道被告患了精神病，婚后不到两个月，睡到半夜以后，被告一个人夜里悄悄外出，搞得我全家都出去寻人。去年端午节，薛某精神病发作，将家里的香炉、烛台等家具摔了一地，又冲出家门将我家和邻居家的黄豆、玉米割掉。后经治疗，被告病情有好转。从去年开始，双方已分居1年多。因为被告婚前刻意隐瞒病情，欺骗我，我要求离婚。”

对于徐某的指责，薛父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他们订婚时，我当着原告和他母亲、两个介绍人、原告叔父的面，告诉过他们我女儿有病的事实。订婚的期间，我女儿正在服药，他们应当知道我女儿婚前有病。婚后，原告没有为她积极治疗。等我女儿婚前病情加重发作，原告才送我女儿去治疗的。经治疗好转之后，我女儿要求回到原告家，原告不接受。”

此时，坐被告席上被告薛某一直深深地埋着头，不断嘀咕着：“我家从来不曾隐瞒，我患间歇性精神病。我和他感情很好，不同意离婚。”

不管薛某父女如何解释，徐某坚称薛某婚前隐瞒了病情，婚后两个月左右就莫名其妙地发脾气，对婆婆不好。

鉴于双方意见不一，法庭决定休庭调解。

徐某坚决要求离婚，而且不同意给薛某经济补偿。对此，他理由十足：“我们双方在一起生活只有一年时间，订婚时我家给她家礼金38800元，交给了她父亲。现在我们不要求女方返还礼金，我也不再补贴她的经济损失，大家两拉倒。”

看着徐某一脸的坚持，我觉得再勉强维持他们的婚姻关系，或许是个错误。我转而重点做薛某的工作。薛某始终认为，双方没吵没打，是有感情的，不同意离婚。

薛父提出，离婚也可以，要求原告给予一定经济帮助，原告承担女儿住院期间的医疗费3000元。被告至少拿出20000元作为补偿。

但对此方案，徐某又坚决不同意，调解陷入了僵局。我想，应该再详细向他们宣传《婚姻法》相关规定。我告诉薛某，对于离婚案件，法院是否准予离婚，应以夫妻感情是否破裂为准。对于婚前隐瞒精神病，婚后久治不愈的，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应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听我这一说，徐某脸上现出了轻松的神色。接着，我又告知徐某，离婚时，如一方有生活困难的，另一方应从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的帮助。本案中，被告身体有病，于情于理于法，原告应给予被告一定经济帮助。

沉默片刻后，薛某表示好离好散。见薛某同意，徐某也表示，愿意给予薛某一定的经济补助。

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调解后，双方达成协议：徐某与薛某离婚；徐某一次性补偿薛某15000元；各人衣物归各人所有。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心中不禁感慨：解除这名存实亡的婚姻，对徐某而言，固然是好事一桩。可谁又能说，对薛某不是一种解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