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的我，看过很多讲述西方司法制度的影片，对那种庭辩中的争锋相对和法庭外的智慧对峙颇为神往。那时候，觉得西方的司法制度，因为有法官和律师，而变得极富有吸引力；那时候，觉得正义是可以触摸的真实，在艺术手法的渲染下，多数人为正义镀上光芒并深深颔首。

之后学习了法律，才知道艺术与法律可以共融，但并不等同。法系，体制，文化，很多因素决定了正义观的差异，也导致了审判制度的差异。是故，我们的法官和律师不能将法律演绎的赋予美感。虽然遗憾，但我并不悲观，一则我不是一名偏执的唯美论者，二则我认为艺术只是一种形式，并不是只有以这种方式勾勒出的正义才是正义。正义有自然法意义上的朴素观点，也有实在法中的规则定位。审慎的去理解它，我们也就可以理性的看待称之为艺术的正义和略显刻板、公式化的正义了。

就梅尔温·贝利这篇辩护词为例，它毫无疑问的应当被归于称之为艺术的正义那一类。我们看到，它其中所强调的正义，是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正义，以带有亲和力的合理假设，以重复渲染生活常态的方式，以带有宗教审判意味的信仰压力来强化听者的心理认同感，从而涌动起听者的原始正义感，即对美好事物的被摧毁有着无限遗憾和怅然，从而产生一种同情和保护弱小，并惩治罪魁祸首的使命感。生命权，在这篇辩护词中，是一种无语境的，客观普遍的权利，它已在自然法意义上的升华为上帝的馈赠，同样的，它的消逝，也被认为是创始者的不忍。因此，巨额的赔付在这里理所应当。这一切似乎水到渠成，自然到天经地义。

但透过这篇辩护词，我们会发现，辩护艺术所存在的问题。一是正义的实现对人的倚仗过高，即辩护者的能力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庭辩的成败，辩护者个人的魅力和策略将关系到案件的最终认定。换言之，诉讼能力的不对等会使得正义的结论有所不同。二是辩论艺术可能带来制裁结果的不可预测性。犯错者无法预计赔付的范围和标准，因为在辩论艺术中，人的生命价值崇高而值得敬畏，赔付多少都是可能的，所以犯错者无法提前预估出行为后果的程度。三是正义有演化为“多数人暴政”的倾向性，也就是说，正义可能会变成劫富济贫的工具，而缺乏必要的衡量标尺。假设这里的肇事者贫困不堪，他仅靠运送货物来抚养病重的妻子和几个孩子；他之所以没有刹住车子是因为他加班了几夜之后回到家中，又发现了妻子的病势加重，正在送她赶往医院……假设这里的受害者不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而是一个无恶不作、欺侮同学的少年恶霸，他之所以横穿马路是因为他偷拿了隔壁邻居的物品正在被追赶……他也以为整个世界都会静静的等待他，他的母亲也会因他的消逝而悲恸不已，但是，裁判的结果是否因此而存在巨大悬殊呢？我承认这种个案的分析是美国司法的魅力。可是，它也确实可能导致技巧淹没原则，情感代替尺度的情况发生。当一种辩护技术过于富有表现力，并带有功利色彩时，我会认为：它有艺术的华美躯壳，却未必服从于理性正义。

而相比之下，略显刻板、公式化的正义形式虽缺乏表现的张力，却也有其特点所在。对于这样一起交通肇事案件，我们会根据情节来认定双方的责任比例，并按照明示的标准上下浮动赔偿金额。虽然处理起来很程式化，看似没有人情味，却使得当事人双方均有可期待的预测力，也大大节省了司法效率。这种规则本身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标准化、形式化了的正义也应当被视为正义，并有其积极地意义在里面。

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想指出两种庭审规则也是各有优劣，我们可以欣赏和借鉴，但不用妄自菲薄。现在的科技手段和通讯设施，为我们打开了一窥世界全貌的契机，我们更应该学无止境，在辨证思索中找寻更为妥当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