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必先治奢
作者:周大韦 周陈华 发布时间:2012-09-29 浏览次数:1257
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官员因消费问题而遭曝光的诸如“名烟门”、“名表门”以及近亲属炫富引发的“坑爹门”等事件频发,直接导致涉事官员陷入舆论漩涡甚至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而深陷囵圄。
作为一种新兴的监督形式,网络监督固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突发性甚至是戏剧性,但官员及其家人的奢侈性消费成为揭发腐败的导火索或突破口则蕴藏着潜在的必然性。
必须承认的是,恰当的奢侈性消费对于商品普及更新、引领时尚潮流和促进经济发展等都会起到积极作用。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消费者心理的角度,人们对商品的需求不仅仅是为了衣食所需的物质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表达地位、个性、品味、认同等心理愿望,但前提必须是具备足够的合法性收入。
而涉及官员的奢侈性消费之所以能够激起舆论的巨大反弹,归根到底就在于官员的身份与权力,而公众反对的也正是权力引发的奢侈性消费。一方面,与官员的法定收入不符。对绝大多数官员而言,工资收入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在阳光工资的大背景下,官员的收入是既定的,奢侈性消费所需的巨额花费很可能需要利用权力谋求工资外收入进行弥补和转嫁,足以引起公众质疑。另一方面,与公众的社会期待不符。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虽然官员及其家人有权利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消费水平,但过度的超前消费就会演变为浪费和奢华,不仅影响到党员干部的社会形象,而且对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恶劣的示范作用,甚至会引发社会心理失衡,人为加剧官民对立。
然而,权力引发的奢侈性消费如果从广度和影响上来看还应有级别之分。与官员及其家人个人的奢侈性消费相比,政府和官员滥用公款采购高档物品、购建豪华办公楼、配备高档公务车等现象则当属于奢侈性消费的高级层次,在超前享受的同时还能制造权力寻租的空间,其影响力、破坏力和危害性均远甚于前者。这都是社会转型时期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不到位的产物,而在现实中,涉及权力的各种奢侈现象往往是相互交叉融合,互相影响。
在心理学上,“晕轮效应”是指人们看问题时会像日晕般由一个中心点逐步向外扩散成越来越大的圆圈,本质反应的是人际知觉中所形成的以点概面或以偏概全的主观印象。即使权力引发的各类奢侈性消费只是支流,但如果长时间得不到根治,就会影响到公众对主流官员的评价和判断,在直接或间接侵犯到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会引发政府公信流失甚至产生合法性危机。
实践证明,政府公信的建立要靠一朝一夕的积累,而公信的毁灭则可能在旦夕之间功亏一篑。《礼记·中庸》载:“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腐败问题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而涉及官员的各类奢侈行为则既是腐败的原始动力又是最终归宿,在诱发腐败的同时也会加剧腐败。
故而,消除权力引发的奢侈性消费当亡羊补牢并防患于未然。纪检监察部门应及时对接网民监督到的官员奢侈事件,对于背后的腐败问题当严惩不贷,以充分调动公众反腐的力量与热情。更重要的是,应通过官员财产公开等制度构建,强化廉政教育力度,健全审计、纪检监察等监督机制,全面构建反奢、防奢、治奢的立体式框架,坚决打压和消除腐败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