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政论家、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有一段话：“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意思是说，在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前阻止是上策；不好的事情刚发生就阻止次之；不好的事情发生后再惩戒为下策。这段文字从理论上阐述了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在新时期，这对人民法院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同样有着借鉴意义。

防为上。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在今天的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具有哲理性的指导意义，“防”主要是指超前教育，是自我约束，更是积极把握事物发展的主动权，在诉讼纠纷形成之前，法院采用适当介入的方法，将矛盾及时化解。毋庸讳言，法院的案件并不是越多越好，要想使案件降下来，必须减少社会矛盾纠纷，而减少矛盾纠纷的上策当然是“先其未然”而“防”之。“防”的关键是关注细节，防“微”杜“渐”，把工作做在前面，治未病之疾，消未起之患。能不能关注细节，关系经常性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的成败，也是对法官事业心、责任感的最实际的检验。为此，法官应坚持能动司法，把相当的精力放在送法进乡村、学校、企业等“功夫在诗外”的事情上，根据案件的特点及发展的趋势，将现有职能向诉前、诉后延伸，通过建立行业巡回法庭、开展专项预防活动、开展法制讲座、提出司法建议、联系走访企业、和谐街道共建等形式，以此引导政府、社会和公众规避风险，预防矛盾纠纷的发生，将矛盾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救次之”。“救”并非矛盾纠纷化解的上策，救是第二位的，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主观上的慎思谨虑，也无法避免客观偶然性的出现，当矛盾纠纷刚出现的时候，,救是必然的,我们要及时采取措施补救，做到“发而止之”。 古语云：智者当借力而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不能仅仅靠法院一家孤军奋战，必须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挥相关职能单位和基层组织的职能作用，解决矛盾纠纷。因此，人民法院应着力构建多元化处理矛盾纠纷的机制。积极疏通案件分流渠道，主动与各方联络，将诉讼调解和社会大调解相结合，以诉讼调解为主导、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补充、司法审判为保障，将工会调解、信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和诉讼调解充分对接，并发挥各方优势，全面开展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把矛盾挡在裁判门外，努力实现“小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镇”，切实促进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

“戒为下”。“戒”是矛盾纠纷发生后吸取教训，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社会矛盾纠纷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我们采取了种种“防”和“救”的措施，有人还要诉讼到法院，法官既要敢于动“手术”，下“猛药”，加大审判执行力度，又要力求从根本上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真正起到审执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行而责之”虽说是下策，但也有防范之意。所以，我们法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存在“一判了之，不服上诉、申诉”的思想，而应该致力于治本而非治标，积极探寻矛盾纠纷的背后原因，搞好个案预防工作，将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向结案后延伸，一方面对案件当事人做好解疑释惑、风险告知、劝导和解、诉外调解等工作，使法院裁决得到有效执行，树立司法权威；另一方面认真了解案件当事人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并对案件进行涉诉信访评估，最大限度地解决当事人的困难，使案结事了，树立社会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