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阿婆与已故老伴在苏州市内有套160多平米的老宅，膝下有一女和一养子。养子于2000年去世，遗有一女。2003年，张阿婆家被列入了拆迁范围，张阿婆将拆迁事项全权委托给她的侄子老张办理。去年4月，拆迁协商结束。拆迁公司与老张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各项货币补偿共计200多万元。老张在协议落款处签了名，几天后，张阿婆的女儿、儿媳也补签了名。

　　去年4月18日，张阿婆和孙女签了一份赠与协议，表示愿将房产中的40平米赠与给孙女，并按了手印，且有两位见证人签名。随后，孙女将该协议书提供给拆迁公司， 27日，拆迁公司凭赠与协议书发放给孙女拆迁款50万元。

　　今年年初，张阿婆委托侄子老张来到苏州沧浪区法院起诉，要求法院撤销赠与协议并判令返还领取的拆迁款。起诉时原告提供了两份材料：一份是落款时间2009年4月27日的撤销赠与通知，内容为张阿婆因之前赠与不是其真实想法，故表示予以撤销；另一份是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9日的《生前赠与协议》，内容为张阿婆将所有财产赠与侄子老张。另外，原告称之所以要撤销赠与，还因为被告孙女对老人不好，不赡养老人。

　　被告孙女一方辩称：赠与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并已据此获得拆迁补偿款，赠与行为已完成，原告的主张不符合撤销赠与的条件。同时，由于张阿婆自己不识字，撤销赠与通知是老张所写，因此，被告怀疑通知的真实性与形成时间。另外，被告还表示，若老张当时就有《生前赠与协议》，那应当提交给拆迁公司，但拆迁公司直到发放50万拆迁款时也未收到协议，拆迁公司因此才会把钱给了被告。

　　针对以上争议，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基于赠与行为中只存在单方义务与单方权利，因而本案的处理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定赠与人撤销权的行使。

　　一般而言，赠与撤销权依性质分为两类：任意撤销权和法定撤销权。由此，应分情况予以审查。

　　（一）从任意撤销权的角度看，我国《合同法》186条规定赠与人可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任意撤销其赠与合同。这种任意撤销权只能在财产转移前行使，具体而言，即动产需在交付前撤销，不动产需在转移登记前撤销。其中的例外情形是，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或经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行使任意撤销权。

　　原告主张的第一个理由是自己有权行使任意撤销权，且该赠与明显不具有道德义务。经法院查明，赠与房屋因拆迁转化为货币形式，而原告的撤销通知并未在被告领取钱款前向被告与拆迁公司提供，因此可认定原告未在履行前撤销该赠与。同时，即使原告《生前赠与协议》的签订早于祖孙间的赠予，那其后的法律关系也只能被认定为：后来的祖孙赠与撤销了《生前赠与协议》的部分内容。因而，原告的任意撤销权不能行使。

　　（二）从法定撤销权角度看，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必须具备法定事由。

　　1、基于合同一般规定的撤销权。《合同法》总则第54条规定，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导致一方违背真实意思而订立的合同，可予撤销。

　　原告主张的第二个理由是受到诱骗做出了不真实的赠与表示。在庭审时，法庭通过查阅材料，质证见证人证言，相关证据均表明原告在做出赠与决定时，思维清晰，意思表达真实明确，不存在受欺诈、胁迫等情形。因而，原告不能行使基于合同一般规定的撤销权。

　　2、基于赠与合同特别规定的撤销权。《合同法》192条规定，当出现：①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②受赠人对赠与人负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③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等三种情形时，赠与人可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赠与撤销权。

　　原告主张的第三个理由是被告不尽赡养义务。但在事实上，张阿婆的儿子去世后，仍有一女儿，且其女儿并未丧失抚养原告的能力。同时，原告又与老张签订遗赠抚养协议，老张也应承担赡养义务。因此，原告要求其孙女履行赡养义务尚不具备《婚姻法》第28条第2款规定的条件。因而，原告不能行使基于赠与合同特别规定的撤销权。

　　综上，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