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已成为“世界第一害”，而中国是世界上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交通事故年死亡人数首次超过五万人至今，中国(未包括港澳台地区)每年交通事故50万起左右，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每年均超过10万人，已经连续十余年居世界第一。在千呼万唤中终于将“醉酒驾驶机动车”行为列入《邢法修正案八》，并于2011年5月1日开始实施了。

201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约占世界汽车保有量的百分之三，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占世界的百分之十六。而酒后驾车为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罪魁之一。

酒驾为交通事故的主要祸根为何在我国长期有恃无恐？

一、酒文化根深蒂固

酒的出现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几乎相随相伴，酒壶与历代文人墨客更是形影不离，并成为身份象征，很多千古诗赋也是在酒兴之余所作。因此醉酒酗酒成为文人墨客、武林好汉一大喜好。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市场经济兴起，酒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甜一点”等劝酒词被不断发明。接待领导、朋友聚会，礼上往来都离不开酒，酿洒成了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喝酒成为文明之举，荣耀之事。官场升迁、业务往来，喝酒水平高低决定成败并以酒量作为衡量人品的重要标准，有酒量定成君子，无酒量便是小人。因公醉酒身亡，要求追认为“列士”一时曾成为热议话题，中国若不是经历雅片战争、民主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那可能已经有因公醉酒牺牲的人追认为烈士了。

酒几乎是英雄好汉的代名词，男人外出，和朋友在一起喝酒，成为最好的托词，陪领导喝酒为美事，为人办事收几瓶酒不为过，导致中国市场上的茅台酒比国外贵也不足为怪了。酒后一糸烈的失误似乎也能够让人理解或谅解，不顾身体喝霸王酒、酒后滋事、酒驾醉驾等危害行为也被“酒文化”包容了。

“酒文化”一词出现也和这个年代出现的人一样，也有生不逢时的命运，汽车文明与“酒文化”并无根本冲突，汽车消费的巨大开支对酿酒行业不仅没有影响，反而是功不可没，打开老板的轿后箱，如果里面没有放酒的那是很少很少的现象了，但酒带给人们的不只是兴奋和消愁，更多的是麻木，有的借酒兴说了平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有的为了表示热情只有强吞硬撑，一旦用这种感觉去开车，便可成为名富其实的马路杀手。

二、喝酒成为必要的交际手段

喝酒本没有什么大错，酒逢知已千杯少，也确为人生一大幸事。工作压力大，朋友相聚，开怀痛饮，排解压抑情绪。朋友、同事之间有误解隔阂或结识新朋友，借酒表达欠意或敬意，一醉方休也无仿。这些是酒文化真实内函所在。受武松打虎、鲁提辖醉打将门神，这些传寄故事影响，醉酒为英雄壮举。但醉酒驾车则不是英雄之举，而是个人素质问题了。喝酒者中大多具有的不仅是酒量和胆量，而且财力和能量更是他们所具有的强项。因而此前对醉驾行为采取治安处罚手段显然没有威慑力

敬酒不一定心存敬意，还有一位公司的老总道出天机，每天不断有各部门领导来检查工作，又不好拒绝，作办？找有酒量的人陪他喝，喝得他下次不敢进我的门。即使来的，不把他喝得倒，那酒后还要陪他跳舞沐浴，那开支比多喝几瓶酒多多少倍不说，关健是没有分身术来应酬，哪一路菩萨都得罪不起。这种心理也反映权力给中国酒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函，喝酒也暗藏着对权力的反抗，但随着全民水平的全面提升，老板们必定要甘拜下风。七十年代有位上海知青眼看一同下乡的知青一个个都进了城，自己又拿不出钱买好东西送礼，只好写信给已进回上海的好友，请他捎一个完好的空茅台酒瓶给他。这位知青收到茅台酒空酒瓶后，一天请大队书记喝酒，二人一斤二锅头下肚后，这知青拿出用驴尿沟兑的“茅台酒”，“拧下”瓶盖，向书记说，“这是他朋友捎来的，只有一瓶，书记你酒量大，这瓶全归你喝，我喝二锅头陪你，那书记自然明白一瓶茅台酒价值，一点没敢浪费，全部下肚。第二天便亲自到公社为这位知青办好了进城手续，还说公社办公主任没见识，经常接待县领导，都不知道茅台酒就驴尿的味道。这位曾经的大队书记也许到现在也没明白茅台酒究竟是舍味道。但这个故事可以说明，喝酒不一定是生理需要，更多的是面子需要，他符合了中国多数人的心里需要，并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生活方式，宴请朋友有好菜没有好酒不能表明盛情，不喝醉不能说明诚意。开车一般都是生活达到小资水平或有地位的人，如果让他们不喝酒，那是丢面子的事，不符合中国通常交友逻辑。

从酒的利用率来说，一年喝掉一个杭州西湖的量这早已是十年前的数据，一瓶酒一头牛的小农意识话题早已过时，真正把喝酒当享受的可能只有十分之二三。酒是粮食做的！酒桌抛撒滴漏严重现象！喝酒误事伤害身体！这些都不是不喝酒的理由。而在生与死面前，人们对酒驾不得不有所作为了。

三、暴发户心理借酒精发酵给力油门

玩车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创业较早，赚了钱后，功成身退的中青年，年龄在三四十岁。这批人既要喝酒交际应酬也喜欢玩车。还有一类就是“富二代”。这批人的年龄基本上在二十岁上下，有的还在念大学，但父母非常有钱。

2009年６月３０日20时１５分许，家住南京东山街道金盛路的建筑承包商张某与他人在金盛路一饭店吃饭并饮用白酒后，驾车失控，撞上路边西瓜摊，沿途撞倒９名路人，并撞坏６辆路边停放的轿车，后被江宁公安分局巡逻民警和群众一同将其逼停。经抽血化验鉴定，肇事驾驶人张某属醉酒驾驶，血液酒精浓度高达３８１毫克／１００毫升。此次事故共造成３人当场身亡，２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另有４人受轻伤，５名死者中有１名孕妇。据现场目击者称，当时，孕妇倒在地上，鲜血从她破裂的腹部喷涌而出。经抢救，腹中胎儿未能成活。

2010年10月16日晚，一辆黑色大众迈腾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区内撞倒两名女生，一死一伤，后经证实了解，该男子名为李启铭，糸酒后驾车，父亲李刚是保定市某公安分局副局长。 “在撞到人后，他竟然继续行进，想从大门口逃跑，后被学生及保安拦下。下车后，肇事者未表现出丝毫的歉意，他竟然说：‘看把我车给刮的！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是李刚！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语句也迅速成为网络最火的流行语。

2011年5月9日晚高晓松驾车发生追尾事故。高晓松因涉嫌酒后驾车被警方带走。经交警检测，他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43.04毫克。10日上午，他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立案，警方已办理刑事拘留手续，依法被刑拘。5月17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开庭审理高晓松醉驾案。最终，高晓松以“危险驾驶罪”被判拘役6个月，罚金4000元人民币。

酒后驾车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娱乐圈中，高晓松以有思想、修养深著称，其祖父与外公是院士，都当过大学校长，母亲是著名建筑学家，家教如此深厚，却未能免俗。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在现代化的推动下，我们的社会正加速走向世俗化，价值观的约束力被弱化，金钱成了通行的判断标准，由此而来的文化溃败，其影响将长期存在。没有精神生活，没有明确价值观的追求，没有自我的超越，一切要接受浮华价值观去评判，在貌似自由中，人们实际上被欲望套牢，成了新的奴隶。看在高速路上飞驰或在城市道路上拥堵的汽车，透过现象，那其中多半是人类的欲望在飞驰在拥堵，即使没有喝酒，但驾车者中多半已经迷失方向，当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活着和活着的意义时，那么活着就剩下最简单的生物本能：消费、奢侈与纵欲，当他们大脑在得到酒精刺激而兴奋时，便成为名符其实的马路上杀手。

在传统风俗文化及社会潜规则共同作用下，酒后驾驶问题在我国有很强的顽固性，在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上述规定显然对富二代、富商、及我爸是李纲一类人物起不到约束作用，其后果仍然是用每年以近10万人的生命、几十万个家庭痛苦为代价，才换来对酒驾采取重拳猛药-将醉驾写入刑法，这个代价太大太沉重。

醉驾入刑关键是靠执行给力，否则就是空话

其实将醉驾列入刑法并非就能高忱无忧，关键在执行态度上要动真格，2010年以来全国公安多次开展酒驾整治行动，各地公安厅、局领导亲自上路，广大公安干警加班加点，2010年，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共处罚酒后驾驶63.1万起，占整个交通违法查处总量的0.31%，同2009年相比，减少9.1万起，下降12.6%；其中醉酒后驾驶8.7万起，同比减少2.5万起，下降22.2%。因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6.6%、25.7%。

2011年“醉驾入刑”后的第一个月5月份，北京市交管部门查获的酒驾行为共有1024起，同比下降81%，其中醉驾89起，下降79.2%。同时醉驾案件逐日减少，据粗略统计，从5月1日到5月3日中午，北京市查获10名以上醉驾人员，每日平均数超过3.33。5月1日至17日，查获的醉驾者上升到52人，但每日平均数则下降到3.05。5月醉驾人员共有89名，每日平均数降至2.96。

上述数据表明，将醉驾列入刑法已对富二代、富商、及我爸是李纲一类人物产生了震慑作用。喜欢喝酒的人多数自觉做到了开车不喝酒，喝酒店不开车。对于以前不能喝酒的人，现在在餐桌上也理直气壮了，因为他们有了体面的借口，“我还要开车”，如果没有对酒驾的严惩措施，这个借口是说不出口的，这是可喜的一面。虽然还有一部分人仍在心存饶幸，但这足以说明法治的力量不容置疑。

酒驾入刑三个多月以来可谓深入人心，效果显著，挽救了千万生命和无数家庭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足以说明中国的酒文化在法治手段作用下向酒文明迈出一大步。

中国人在法治面前已找回了应有的自信。

环境受污染、耕地被浪费、煤矿不断塌陷透水不是法律缺失，而是执行乏力。物价失控，“豆你玩、蒜你狠”背后还有土地财神高手。和谐号动车相撞，政企不分是祸根。决策草率，朝令夕改。这一切都是人治的力量在作用。这些现象没有酒驾那么根深蒂固，也并非无法可依，如果能够拿出对待酒驾一样的态度，其治理难度要比打击酒驾行为容易得多。这些现象虽在动摇着社会稳定的根基，是给国家以一种慢性自杀方式存在着，少数利益群体他们凭借权力选择了坚守，多数人则保持传统习惯——选择麻木，结果又扩大醉酒人群。酒驾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立法务实、执法坚决的新局面，在执法部门尤其是在公安部门的严历查处下，让众多人自觉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我们对待每一项问题都能用对待醉驾的态度来重视的话，中国的依法治国就不会是句空话。

酒驾入刑让中国的酒文化在法治手段作用下向酒文明迈出一大步，说明我们已经有能力做到依法治国，我们不必为此再付出更多代价或走很长的路，依法治国不难，难就难在总是要在很伤痛后才付诸实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精神背后显示的是法治态度的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