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方有党，名中共。共党何以为业？民之仆也。

党立二十八载，呼独立，谋解放，外抗日侵，内除异患，始建国中华。立国纲，度彷徨，思革新，八方求索，至今逾九十载。所得几何？百业兴隆，民富国强初现，民心归之如磐。何者？学也！

忆昔年，时维“一五”，内弱外孤：初入城，旧法无力，百业废而民生困；始为国，众帝邦欺，封锁而欲孤之。党以学求解，学以强理，理以导向，得振经济，竟成社会改造之功；

又昔年，革新伊始，思想僵腐之兆现于党内，又逢国之建设至折点，危难堪忧之际，党重拾学之利器，涤除鄙陋，汲纳正理，顿扶大厦之将倾，终成拨乱反正之果。

纵观党史，凡处危难、临疑难、迷途犹豫之际，唯学，方得其解。故云：非学无以立党，非学无以立国安邦。

今，民得安居乐业，国得强立于世，以为内外无忧也。是时顾学者，何也？四顾寰宇：西有美称霸欲欺，东有日行挑衅，南有菲、越行不义，北有俄赶超之挟。疆域之危如影随形矣！环视九州：民之所取，虽无寡而存不均；官之所谋，其意良而践履异；民之需渐广而深，不得满；官之腐趋贪而恶，未得除。闾巷有怨矣！夫察千年政道废替，盖忧患隐于安定。唯学，可保民福之绵长，国兴之久远也。

（二）

学有道乎？党之学，必以侍民为本，秉立德、增智、创业之求。

德，存于心而外于行，官之德，盖“勤政、公道、清廉、端行”四者。君不见古之醉梦贪懒、怠于政事之主，终归于政息人亡之途？近亦不乏安享奢逸、酒酣醉卧之官，或得锒铛入狱、万民唾弃之果，或失卿卿性命而归。反观勤勉为政、鞠躬尽瘁者，无不名着青史，功耀汗青，世代称焉！故知勤政于官，如耕之于农、营之于商，事之本也；今国之内外，利益综杂，冲突、取舍难免也。公道之义，唯利之本、利之寡众、利之优劣，兼法益、社稷之需以衡量之，亲疏此彼莫因他故；“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知非廉则损公，又“公生明，廉生威”，知非廉以抑明、威，无威必损党之大业！烽燧之年，甘于流血漂卤，饥寒日月，亦沐风雨浴水火，然饱暖初富之时，奈何汲汲于微利，务亲眷之封，揽民之利于私囊尤谓人不知矣？盖德不立而意不坚。每思至此，予长为扼腕而太息也！须知薪如泉，肥如洪，泉细流久，洪猛溺舟；官乃民之向导，其言引众言、行领众行，古语有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然官中不乏酒色之徒，沉于市侩，怀拥妓妾，歌舞升平，举币游乐，如弃草芥，上下欺瞒终致众叛亲离！数闻民有“德下”之怨，官德如此，夫民何求？得权失德，麻痹怠学使然。

智，谋政之识也。《礼记·学记》载曰：“学然后知不足。”人非生而博识，欲驭政非大智而不能也。然大智何求？学也。师以典籍，似闻大家之言，见其皓首穷经之途，故得启心智、拓思野，增解患之力；师于民，知民之所需，汲民之智慧，思一丝一粟皆民之血汗所凝，更坚爱民之心，强富民之力。党来于民亦归于民，倚民力方解实践之疑；师于史，可思接千载，超一时一地之限以观全局。李大钊言：“人类，横观谓社会，纵观谓史。史为社会之变也。”鉴古以知今，顺史之势必为国之计深远；师于实践，知万物轮转循回之律，依律为计，依计践履，必达事半功倍之效。自古世事知易行难，先贤既有“欲逍遥游，必顺万物本性，以求物我一体”之明，今之为政，不可背之矣。物本皆变，今世甚矣！疑难忧患皆随物变而生，而世间难得一劳永逸之计。党旧日之先进非同今日，今日非同明日，明日非同世代，秉学以应时迁事易乃为大智也。

业，中华之复兴也，立德、增智皆为其用，故曰学以致用。毛泽东精于《二十四史》，一日来者报：“工业限于水，欲引黄河水200于蒙，100经桑至官厅，100入汾。”主席笑言：“非大志也！《汉书·沟洫志》载，‘于包头引黄经京，东注之海’之意，汉武帝时尝有也！思引黄之利，改桑、汾为运河，或依黄治沙，方谓大志！”主席评《二十四史》，谓之大半假矣。“符瑞、迷信之书冗繁，况朝臣奉命而撰，必择其善而隐其恶。”博古今以致用，善读而不唯书，堪为世人治学之标也；亦有王明读马列至行页之熟，然于实用无补，教条、主观竟致损党误国之害！小平曾言：“一党，一国，一民族，凡事始于本本、僵化、迷信，则必亡。”吐故纳新亦创业之需，学可识优劣、汲新知而摒旧思，于践履中深研以推其进，如此往复之中业乃成矣。

学乃立德、增智、创业之途，古今凡有大成者，必学有所得也。今民有所需，党以学为应，民心之所想、意之所达指日可现矣。故党之学，必为血汗抛流、夙兴夜寐之坚毅，方无愧于倾天隳地之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