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民法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将其界定为合法的行为。这样的规定不仅违背了民法作为私法所倡导的意思自治精神，也与民法其他具体制度产生了矛盾。通过对传统理论中法律行为本质的追根溯源以及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探讨，认为应将意思表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与本质特征。

关键词：民事法律行为，私法自治，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领域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我国《民法通则》第54条将民事法律行为定义为：”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由此可以知道，在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的行为。而传统的民法理论将法律行为划归于合法行为一类，与违法行为相并列。同时又将法律行为分为有效的和无效的两种。这种传统的分类，其中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为什么法律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又是无效的？众所周知，在民法领域中，无效法律行为一词也长期被使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施行以来，无效民事法律行为一词已被无效民事行为一词所替代。按照我国的民事立法，无效法律行为并不是法律行为的种类之一，它只是一种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民法通则》中所创立的”民事行为”一语，可以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以此回避因”无效法律行为”这一不合逻辑用语所引起的无益争论。由此我们便产生了质疑：传统的民法理论是否真的是将法律行为划归于合法行为一类呢？或者说合法性是否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属性？进一步而言，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否科学呢？[1]而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索也日趋增多，由于民事行为或者说民事法律行为是民法领域中的一个基础的概念，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本文也旨在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问题做些思考。

一、传统理论中的民事法律行为

现代民法学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和系统的法律行为理论均始自德国，它们被认为是19 世纪德国民法中最辉煌的成就。德国的民法学者认为，法律行为概念的内涵最早被解释为设权的意思表示行为。后来，学者萨维尼在其名著《当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对法律行为理论作了更加深人、细致、详尽的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法律行为理论。萨维尼强调应当以法律行为的概念代替意思表示，因为意思表示只是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同时他还为法律行为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这一学说对后世民事立法影响颇大。大陆法系民法普遍认为，”法律行为”是指私人旨在引起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产生，皆因行为人希冀其发生，法律行为的本质在于引起法律效果之意思的实现，在于法律制度以该意思方式于法律世界中实现行为人欲然的法律判断。[2]

而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在德语中就包含有 “公平”、”合法”的意思。后来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最终译为”法律行为”。[3]由此可见，我们现在所称的法律行为在传统民法原有意义上确实有合法性的意味，即法律行为属于合法行为。但此处的”合法”是不是与我国民法理论与立法实践中对民事法律行为所给予的合法性内涵一致呢？应该明确，传统民法在此处的合法性仅仅是指法律行为是一种不为法律所禁止实施的行为，即法律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思为一定的行为，其法理底蕴是法律行为自由主义与私法自治精神。至于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所做的行为是否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则属于法律对行为效果进行法律评价的问题。应该说，对”合法性”做这样的阐释是符合民法作为私法所秉承的意志自由与私法自治法理理念的。但我们同时也明白，我国民法的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中的”合法”，除了上述传统民法中的意思外，还包含了依法要求行为人实施的法律行为要符合国家对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做出的法律评价，否则就不合法，不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对传统民法理论追根溯源的考察中就可以看出，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的提出并没有源流上的正当性。这种对”合法性”所做的扩大解释并没有理论上有力的根据。

不仅如此，在我国，对于法律行为，学者们所给出的多种不同的学理表述，无一例外的在强调意思表示的重要性，而非将”合法性”解释为法律行为的本质。例如，台湾学者史尚宽将其表述为：”法律行为者，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法律因意思之表示，而使发生法律上效力之私法上法律要件也。”[4]佟柔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系法律事实的一种，指民事主体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产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5]梁慧星认为：”所谓民事法律行为，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种法律事实。”[6]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行为者，以私人欲发生私法上效果之意思表示为要素表示，故发生法律上效果之法律事实也”等等。不难看出，以上这些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学理定义都提到了意思表示，它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强调民事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行为，且以意思表示发生私法上的效果。而我国《民法通则》中法律行为的定义与以上学者们对法律行为的学理定义有明显的差异。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是以意思表示为要件，还是要以合法性为前提，值得商榷。

二、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的弊端

虽然我国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给予了确定，但从上文的有关论述及对民法原理的认识与思考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的确存在一些弊端。

（一）民事法律行为合法说有悖于民法私法自治理念

上文已经提及，民法是私法如今已是中外学界的共识，民法的私法属性是其本质的主要体现，由此决定了民法应以私法自治、私权神圣为其基本理念。传统民法上，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在不违反法律之根本精神的前提下，私人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之自由意思，个人之法律关系均可依其自己的自由意思来创设。私法自治的理念就要求要尊重当事人自由行使其权利。作为民法领域中的法律行为制度中，自然也要贯彻私法自治的精神。因此，原则上，个人在私法上的任何行为都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达，其取得权利、承担义务原则上应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而法律的触角并不能伸及到人的意志层面，它仅仅对当事人所表达出的意思效果进行确认，并且这种确认是消极的、被动的。

然而，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实际上是以法律来限制甚至取代行为人的意思自由，将法律行为强行纳入法定主义轨道，这是与自由及私法自治观念背道而驰的，法律行为自身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行为法定主义，因为法定主义的宗旨是用法律限制甚至是取代行为人的意志自由，而不是用法律来保障行为人的意志自由。[7] 如果将民事法律行为单纯的认定为是合法的行为，那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的人们的行为自由，内心意志的自由表达必须受法律的规制。私法自治的理念也没有得到维护。

（二）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不协调

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冲突。众所周知，合同本质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按照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思路，唯有合法有效的合同才算合同，无效的合同就不能成为合同。但是作为合同法学中的概念，”无效合同”也是合同的一种，且已为我国民法学界完全接受，而且合同法中对无效合同设立了专门性的系统规定。[8]一方面，无效合同也是合同，另一方面，无效的合同因为不合法无效而不是法律行为，更不是双方法律行为的合同行为。这样就出现了矛盾。

为解决这个矛盾，我国民法学界在民事法律行为之上创设了民事行为的概念。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只是合法的民事行为；民事行为还包括无效民事行为、可撤销民事行为和效力待定民事行为。民事行为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矛盾问题。但这样一来，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完全就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概念所替代，使得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如此一来，本为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理论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矛盾而提出的民事行为概念却使得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存在变的可有可无。

法律行为制度作为对合同、遗嘱等行为高度概括的制度，应该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范围。所以，首先，从逻辑学上讲，法律行为理应成为反映合同的本质的概念，其外延也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这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理论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既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法通则》创设民事行为概念，由于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有的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且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9] 如此混杂的各种说法，使得民事法律行为在民法理论中混乱不堪。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

由于法律行为是私法自治理念的具体体现, 法律行为的本质必然表现为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依意思表示的内容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 具有表意性和设权性特征。

（一）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则无法律行为。史尚宽先生曾经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为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10]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它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既然法律行为是意思表示行为或者以意思表示为基本构成要素的表示性行为，那么意思表示就成了法律行为结构的核心。

（二）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在于发生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

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其意思表示在于发生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即以获得行为人预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以获得预期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更或终止为目的。此种效果之所以得依法产生，皆因行为人内心希望其发生。也就是说，法律行为旨在引起行为人内心所希望的法律效果的行为。这就是说，实施一定法律行为的民事主体内在的意思表示是为了发生预期的私法上的效果。若不具备这种预期目的，则不是法律行为，而是其他民事行为或其他行为。例如合同法律行为，就必须具有预期民法上的效果目的。如果没有这种预期目的，合同就会失去意义，而不称其为合同法律行为。因此，行为人是否以发生预期民法上的效果为目的是区分法律行为与其他民事行为的重要标志。

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法律事实行为多种多样，但并不是所有法律事实行为都是为了发生预期的私法上效果。如拾得遗失物的行为，虽然也会发生遗失物返还的私法上后果，但该行为只是偶然的行为，在实施中既不要求以意思表示专门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也不要求以发生私法上效果为目的的心态。又如民事行为中的侵权行为，虽然也具有法律意义并能产生一定的私法上效果，即赔偿损害法律后果，但明显这样的后果并不是行为人意志所希望的结果；这两种民事行为，前者属非意思表示行为，后者属违法行为，都不是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出民事法律行为和其他类型的民事行为的区别，即焦点在意思表示，而不是合法性的问题。

三、结语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体现了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能够实现民法作为任意法的功能，是民法中的一项核心制度。无论在合同法领域中对无名合同的适用,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泛的商品交易还是社会生活中对婚姻、遗嘱等身份关系的适用，甚至是知识产权制度和人格权中，民事法律行为制度都有其重大的适用意义。并且我国《民法通则》中对民事法律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法官与民众的普遍认可，对各种民事问题的解决也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因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如此重要意义，我们必须对其有充分正确的认识，理论界对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的质疑与探讨也很有必要。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合法性问题只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外在评价，且只有对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进行评价时才有意义，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只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它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也可以说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所在。因此，在将来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应当重新界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取消其合法性，仅以意思表示作为其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与传统民事法律行为理论相统一。

[1] 曾新明，《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标准质疑》，西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9月，第23卷，第三期

[2]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143 页；转引自王猛，《浅议法律行为的本质》，法学研究，2009年7月（上）

[3] 尹广甜，《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08年6月(上)

[4] 史尚宽，《 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7页。

[5] 佟柔，《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页

[6]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 版，第152页

[7] 尹广甜，《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08年6月(上)

[8] 尹广甜，《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08年6月(上)

[9] 吴小林，《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思考》，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三期

[10] 姜海霞，《民事行为本质论》，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9月，第14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