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这些年的民事法官，我为我的付出一次次地得到当事人的认可和感激而由衷的喜悦。当然，在办案的过程中，我也不止一次地因为一些当事人的无理纠缠甚至是恶语中伤而烦恼、痛苦、委屈、困惑。好在事隔不久，这些所有的不快，都慢慢地淡出了我的记忆。但近日在我所处理的一起案件中遭遇的冷漠，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袁浩（化名）是位癌症患者，他以我市某家医院的误诊，而延误了他的治疗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对方赔偿。在案子的处理过程中，我知道他四十开外，仍孑然一身，没有职业，更无任何经济来源。做法官的良心或者说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决定我在公正处理好此案的同时，尽可能给他最大限度的帮助。因徐州医学会做出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鉴定，他不服而要求向省医学会鉴定，但此前大量医疗费用的支出，他实在无力再交纳鉴定费用。我没加任何考虑即给了他400元，分管院长也给了他500元，省医学会的鉴定结论虽然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指出了被告医院在给袁浩治疗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医院的对立情绪也很大，我一次次不厌其烦地给医院的代理人、负责人打电话，也许电话打多了，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他是你的什么亲戚吗？这么投入地给我们做工作”等半开玩笑的话语。两次的鉴定，案子的绝对审限已过半年，袁浩的身体也每况愈下，最终，在调解未果的情况之下我做出了判决：袁浩获赔各种损失4万余元。他很漠然地领走了判决书，而被告肯定不服，我以袁浩的生命不会维持太久为由，劝服被告放弃了上诉的念头（其实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判决书生效的第二天，我接到袁浩打来的电话，声音很低弱，他的意思是自己已无力去执行案款，请我替他向被告医院要赔偿款。我当时感觉他可能快不行了，于是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带着书记员来到被告医院，以最快的速度从医院拿到支票，又从银行取出了现金。当我大汗淋漓地来到他的床前时，他正坐在床上输血，看到我递过来的赔偿款，他面无表情地接了过去，并按照我的要求机械地办理了领款手续。这时我听到临床病人及家属对我的赞叹声，而他几乎没有正眼看我，表情冷漠地注视着输血袋里的鲜血一滴滴地输入他的体内。我还是忍不住地问了他一句：“赔偿款领到了，你高兴吗？”“没感觉！”他冷冷地回了我一句。而后，我茫然地离开了他的病房，一起赔偿案件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没感觉”，不经意的一句话，也许是表露他的诉讼目的没有完全达到；也许是对我的工作并不满意；也许他病到深处已对所有的事物皆感麻木。但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我，我的脑海里反复回放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我想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想让他在生命弥留之际，让他感受到人间的真情、法律的力量。我并不要求他对我的付出有什么回报，哪怕没有一声谢谢。我竭力用“宽容”和“大度”之类的话语安慰自己，但我始终找不到一个平衡点。

案子完结后，我就再也没有得到袁浩的任何音信。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我想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一切皆为过去，明天，也许会有另一个袁浩，在病床上、在轮椅里、在襁褓中……等待着我的帮助和法律的公正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