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年以来，我院每年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截止2010年5月份，我院新受理劳动争议案件70件，比去年同期收案数量相比下降近50%，但案件处理难度却在加大。同时，案件中出现非司法因素的干扰，对案件的影响也逐渐增加，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劳动者逐渐低龄化。80后、90后劳动者逐渐成为劳动争议案件的主要当事人群体，且以1985年以后出生的偏多。劳动者年龄小，阅历浅，缺乏辨别力，容易受到他人鼓动性言论的干扰，在案件处理中缺乏主见，或过于偏激，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

二是劳动者文化层次较低。大部分低龄劳动者为外地来常务工人员文化水平较低，仅仅受过初小教育，工作中接触层面良莠不齐，不善于辨别、接受正确的社会舆论引导。在解决纠纷时，对用工单位、甚至处理纠纷的仲裁委、法院有极大的抵触情绪。

三是对媒体的非正常依赖。多数当事人将网络舆论力量作为自己最后的抵御工具，不信任司法裁判，尤其在法院做协调工作时，对法院工作人员的善意引导与提醒持抵触情绪，稍有不合个人心意之处便声称要将案件在网络上曝光，要让社会大众评论用人单位的行为和法院的裁判等。

四是部分代理人素质偏低。劳动争议案件中公民代理较为普遍，非律师、非法律工作者做案件代理人的占相当一部分，该类案件较难处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风险代理，代理人为谋取高额回报，利用目前诉讼费收取偏低的有利条件，漫天要价，肆意歪曲事实；二是钻法律漏洞，鼓动劳动者追求高额补偿，利用目前法律对网络民事侵权尚无完备规定的缺陷，煽动劳动者将案件审理进程、处理情况等恶意在网络发布。

出现上述情况，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一是劳动者对法律理解的偏颇。在整体的法制氛围下，劳动者已经知道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因为缺乏系统、全面的法律知识，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比较片面，只局限于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再加上受到部分别有用心的代理人的不良引导，造成对法律规定的片面的、自以为是的理解。

二是法院对公民代理的准入门槛过低。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允许公民代理，但与持有相应执业证的律师、法律工作者相比，公民代理人的法律素质相对偏低，但该类人员却比照律师收取代理费，与此同时，法院对于究竟哪类人员可以进行代理却没有具体的规定，该类人员也没有相应的执业规范予以制约。利益导向与门槛过低，吸引了部分人跨入公民代理的门槛。这部分人大多对法律知识一知半解，为人偏执，借用普通老百姓对法律和司法程序的不了解跨入法院开展代理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案件的合理顺利协调解决造成了障碍。

三是目前法院系统强调调解的整体要求。部分当事人抓住目前法院考核中强调调解率这一点，视其为法院的软肋，在案件解决中不接受合理的协调方案，而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法院反复向对方做工作，直到最后才松口结案。同时，目前劳动争议案件诉讼费收取偏低，5元钱的诉讼费使部分劳动者认为“不告白不告”，甚至在工伤待遇案件中产生了个别劳动者借工伤“碰瓷”的现象。

针对以上问题，拟提出以下解决对策：

一是提高劳动者的法律素养。加大对企业劳动者的培训力度，不仅要告知劳动者如何以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要告知劳动者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向劳动者传送公平、正义、秩序等法律价值，逐步改善劳动者片面理解法律的现象，减少非理性诉讼的发生。

二是严格规范公民代理资格。对公民代理严格审查，由市中级人民法院统一建立严格的公民代理准入制度，建立公民代理人许可名册，杜绝无法律学习背景与经验、和当事人无近亲属关系、非受社会团体或单位指派的人员肆意进入公民代理行列。以制度规范来提高代理人素质，避免因代理人的不良导向引起当事人对司法不公的错误揣测。

三是调整诉讼费用收取办法。适当调整诉讼费收费标准，提高诉讼门槛和诉讼成本，设置标的底线，杜绝部分当事人“不告白不告”的错误理念，严肃规范司法秩序，提升法院司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