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回看了著名作家张扬的冤案资料，作为一个司法界的同行，对该案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张扬案的主审法官，由衷地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张扬因写了被人们以手抄本广为流传的《第二次握手》，于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下狱，曾被内定为死刑。 1976年，案子到湖南省高级法院“走过场”，成担成摞的“张扬案” 卷宗到了审判员李海初的手中。他先认真地研读了起诉书，对指控张扬“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这本黑书从头到尾贯串着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极力鼓吹‘叛徒哲学’、‘天才论’，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反对文化大革”等内容，感到牵强抽象，不仅充满无限上纲的政治词汇，而且居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为依据。于是他把目光放在主要罪证上：随卷移交的多部不同“版本”的《第二次握手》手抄本。经过精读，他不由自主地被小说充满人性之美的动人情节所震憾和感染，凭借自己的阅历和学识，他深深地为才华横溢的被告人抱屈不平：这分明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哪里‘反党’？哪里‘反动’？ 明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出于恻隐之心，他不忍奉命量刑，置张扬于死地而不顾。他顶住催命符般的政治高压，将这个案子压了下来，迟迟不审，一拖就是两年多，并多次为张扬据理力争，直至张扬被平反释放。

这位被张扬誉为“当代况钟”的老法官，在回忆这一段并不亚于《十五贯》剧情的往事时，讲述了作为一个司法者的心路历程： 五十年代初，我从部队转业，参加上海市法院的筹建，曾经学习过一系列关于“人民法院”的基础知识。当时从《苏联刑法》中趸来的法学理论，居然认定“一切犯罪行为，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好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人类根本就没有犯罪行为似的。法院首先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因此，法院判案，也是“有理无理，先看阶级”。同样的罪行，如果案犯是敌对阶级，审判员要对其无比仇恨，必须加以重判。特别是用“组织”的名义送来的“罪犯”，领导人都是“正确”的化身，审判员的任务，似乎仅仅在怎样量刑，也就是“不审而判”或“先判后审”，把“审”的过程变成把罪行强加给被告的过程。

李海初深感不安：如果按照这样荒谬的法理，而把这部书的作者判处死刑，那么，在晚年回首生平的时候，自己的良心一定会受到谴责的！最终，他作出了问心无愧的抉择。

在当时那种特定政治环境下面，身为一名承办法官，虽然无法“力挽狂澜”，却勇于以一个“拖”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将张扬从断头台下救回，最终迎来了洗冤昭雪的曙光！如果问是什么力量支撑他顶住政治高压，作出足慰平生之举，那么肯定有这样一个答案：那就是一个普通司法者未曾泯灭的良知！

如果说司法者以良知守护法律的公正，不顾个荣辱是难能可贵，那么不计生命安危则更是令人敬佩。无独有偶，在贪吏遍地、草菅人命的民国司法界，就曾出现过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女青天”夏玉芳。1943年3月，她奉派为贵州遵义地院首席检察官，接办了这样一个案子：遵义恶霸、保长袁德昌为了一个姘头，与一军人争风吃醋，袁设计害死军人及其兄。受害人家属控告，掌控司法大权的县长贪赃枉法，对袁未予查办。后受害人家属再度向遵义法院控告，袁因罪证确凿，被判死刑，袁不服，一路上诉到最高法院。适逢抗战局势生变，贵阳、遵义法院迁院，袁乘机以提供山区住房为法院避难之所为条件，要求释放出狱，同时对贵州高院分院、地院大肆行贿，终于得逞。分院首席检察官胡长泽等人还为袁设宴饯行、出警护送。受害人家属向夏玉芳哭诉，夏数次派员查办，均因受到行贿、受贿者的干扰和威胁，无功而返。当时战乱频仍、局势动荡，此案无人肯办，上峰也未催促。但夏玉芳认为人命关天，遂亲自查办，她不为金钱与权势所动，以“贿纵案”将凶手及贪渎官员提起公诉，在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引起轩然大波。胡长泽狗急跳墙，雇凶设伏，枪击报复，夏玉芳身中两弹，险些殉职。她在重伤住院期间，给自己的老师、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著名法学家）写信明志：“吾师提出要收回治外法权，必先搞好法治，玉芳遵师教导，正为此而努力……使正义之花，开遍中国。”在最高法院的直接过问下，涉案人犯均受到依法制裁。而夏玉芳公正廉明、以身护法的壮举，受到了民国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与声援。

中国历史上，断狱平冤、惩恶扬善的包拯、海瑞、况钟等青天式的人物，都是司法界的铁骨脊梁。他们秉公执法的勇气除了来自国法，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来自司法良知。李海初悲天悯人的胸怀、夏玉芳死而无悔的志向，其实也都是出于一名司法者质朴无华、崇公尚法的良知。须知，人类的良知原本就是法律的根基，公平与正义莫不来源于此。它如同一盏照亮灵魂的指路明灯，让司法者心如明镜，公而忘私，不惧凶险，勇敢前行。以除恶务净的雷霆手段、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除暴安良，济世救民。但愿我们今世的司法者们，能够从这两件旧案中，得到应有的感悟与启迪吧！法本无情，良知有情，情法相融，方显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