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某第三次作为被告人站在我面前时，已是作为成年人接受审判。我有点无奈地问他：“这真的是你的最后一次了吗？”

李某不清楚自己确切的出生地，不知道自己亲生父亲的姓名，甚至至今没有报过户口。在李某尚不懂事的时候，生父就离开了人世，母亲跟随在云南打工的继父改嫁到四川。由于家庭生活条件艰难，母亲精神又不正常，李某从小就没有受到良好的家庭和正规的学校教育，小学五年级辍学后在家务农，后外出打工。从贫穷的山沟到繁华的都市，心理的落差可想而知。网络和城市生活的诱惑让李某无法抗拒，打工那点微薄的工资已不能满足他日常的花费。对他而言，能获取钱财的捷径便是盗窃。李某在庭审中表达的悔恨让人不由地相信他一定会痛悔前非。不料第一次刑释后才两个月，李某再次实施了盗窃，他的理由就是没身份证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又不愿与家人联系。李某的生活遭遇确实令人同情，但这就能成为犯罪的堂而皇之的理由吗？在第二次刑释后不满三个月，又第三次实施了盗窃，而这一次他已成年。

三次的审判，从来没有家人出现过，我们怒其不争又哀其不幸。像李某这样不断再犯的异地少年犯并非个别，家庭的贫困、童年的不幸让他们在得不到亲人关爱的同时，也不能受到良好的道德和文化教育。如果义务教育能得到真正落实，社会对贫困家庭有完善的救助机制，也许他们就不会小小年纪就辍学独自外出打工。面对外面精彩复杂的世界，生理和心理尚不成熟的他们，在得不到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很容易走上歧路。而在初次受挫后，家庭、朋友、同事等社会支持的缺失将导致他们自暴自弃、悲观失望，甚至通过一次次的犯罪而获得所谓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我到底该拿什么来拯救你，异乡少年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