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与判决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诉讼纠纷的重要方式，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但是，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重调解，轻判决，甚至否定判决的情况，从而影响审判职能作用的发挥。

调解与判决的相互不可替代性

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中有着判决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当前社会矛盾长期沉淀，各种矛盾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本来一些本比较单纯的事件，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导火索，引起动荡。强化调解，会钝化社会矛盾或推迟矛盾的爆发，减少激化与诱发新矛盾的概率；同时在法院人少案多的情况下，更能有效缓解审判工作的压力，减少涉诉信访，调解有着判决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但是，调解的本质特征在于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主要体现当事人双方的的意愿，因而对不同的主体相同的行为调解处理的结果可能不同，使法律的公信力会打折扣，不利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判决的作用是调解所不能替代的，判决它不依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为当事人的意愿所左右，它把法律的规定与纠纷的解决融为一体，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判决对不同的主体相同的行为适用相同的法律规定，有着相同的结果，从而体现法的普遍性、明确性和肯定性的特点，有利于建立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统治秩序、社会公共秩序，从而以其独特的方式对人类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位法学家曾经讲过，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发明让人类学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信念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合法权利，有权利的保障才有相对的利益均衡，有利益的均衡才有社会的稳定。这是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此意义而言，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专家如此说。

过度热衷调解的深层原因

当前实践中重调轻判有着主客观原因。一是案多人少，非审判性事务多。法院一个审判员一年办结200件案子已平常，多的已在500件以上，甚至更多，从送达到开庭到制作法律文书到宣判，到向当事人释法，到接访，不少法官是“白加黑”和“五加二”的忙着，但仍难以完成审判任务。调解程序相对判决较灵活，调解书的制作也比写判决书简单与省力，审判别人员当然选择省力又高效的调解办案方式，既可节省时间又可利用零星时间完成非审判性事务。

二是调解办案风险减小，无错案追究的担忧。现实中，判决后胜负皆服的情况虽然也有，但引起一方或双方不服的概率却极大，案件一旦上诉被发改，责任几乎全是承办人担着，调解不存在上诉的问题，也就不存在改判或发回重审的可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情形又极少发生，调解相对于判决是风险很小乃至无风险。

三是质效排名的影响。在民事审判质效考核中，考核指标分别是法官人均结案数（8%）、结案率（7%）、上诉率（5%）、被改判率（20%）、民事案件调解（30%）、申请再审率（12%）、再审率（18%），其中正向指标有结案数、结案率、民事调撤率三项，反向指标有上诉率、发改率、申请再审率、再审率四项。反向指标几乎全与判决有关，判决率越高，反向指标数据就越大。正向指标占考核分值的45%，而民事案件的调解撤率又占正向指标的三分之二，成了正向指标的核心，由于调解与判决在考核指标中成反向关系。被考核法院与审判人员为了趋利避害，重视调解，不愿意判决是理所当然的。

树立科学的调判观

调解和判决都是解决纠纷的法定形式，它们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共存于需要化解的社会矛盾之中，同样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手段。任何过于贬抑一方或褒扬一方的做法，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带来不利的后果。真理向前一步就是缪误。

当前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中，不能千遍一律调字上前，调字优先，而要调解与判决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硬，一手软，要坚持调解与判决并重的原则。调解在不少价值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谋而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更为重视调解，更强调调解，但也不能因此就冷落了判决。对于法院和法官来说，调解和判决都是调处民事纠纷，定纷止争的手段，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是采用调解方式，还是运用判决方式，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适用，需要因案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这才是是最具理性的选择。不能为了片面追求调解数据，而设置诉讼门槛、以压促调、强迫调解、久拖不决。要处理好合法性与自治性的关系，调解的自治性，不能以调解的合法性为代价，依法调解仍应是应当坚守的原则

树立科学的调判观，必须要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当前困扰法院最主要的是人案矛盾，案多人少，考核的重点应是结案数量，特别是院人均结案数。小平同志说过发展是硬道理，那么法院执法办案也是硬道理，审判才是第一要务。要化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在质效考核中，应提高结案数量指标应比重，结案数的多少表明了化解社会矛盾所做工作的多和少，没有数量就不会有质量，在考核指标分值中结案数量不应低于50%，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干警多办案快办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