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农民田间劳作的身影，常常想起那桩二分地的官司。

2010年9月的一天，一位模样斯文的年轻男子走进了法庭，说自己在田间收拾时被人打伤，要求对方赔偿。看他根本不像种田的样子，我便请他坐下详谈。

男子叹口气，说他姓刘，是位教师。既是教师，怎么又和种田扯上了关系呢？我很不解。

刘某递过手中的材料，一脸气愤地说：“你不知道，法官。我是教师不错，可我上大学前在老家分了一小块自留地，就二分地。我毕业后到市区学校上班，家里人也去同住。因为无人耕种，我便将地交给了吴某代种。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吴某又转手将地交给了周某代种，哪晓得祸患就从那个时候埋下了。”

既交给别人代种，怎么又自己跑到田间收拾了呢？我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现在菜价多贵啊，农药又用得多。我父亲就想回家把那二分地要回来，自己种点蔬菜，省钱不说，关键是绿色食品吃着放心。我想也对，便让父亲回去收田。去年7月，我父亲与吴某商量终止代种事宜，约定在8月的一天由我们当地干部多人见证交田。交田结束后，我就和父亲在田间收拾，准备种菜。”刘某边说边摇头，“哪知道，正忙着呢，周某忽然来了。他二话不说，上前抢下了我手中的铁锹，并对见证人破口大骂。我不理他，周某举起铁锹就打，造成我多处软组织受伤，我没办法只好报警。”

“派出所没给你们处理吗？”我问刘某。

刘某苦笑道：“派出所倒是处理了的，他们还多次组织我们双方进行调解，不过也没能彻底解决。只是促成我们订立了协议，双方暂时都不种田，医药费的问题起诉到法院处理，所以我就来了。我的要求不高，只要周某赔偿我的医药费及其他损失共1900余元。”

数额不大，调解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仔细翻阅刘某的诉状材料后，我决定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开庭当天，双方按时到庭。果然不出我的意料，对于刘某的指责，周某矢口否认：“法官，你来评评理。田里庄稼是我长的，刘某损坏我的东西，我当然不肯。这田一直是我种的，我又没说要把田还给他。就是还给他，也要通过协商，他不能损我的庄稼。你说，我们农民看到庄稼被毁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我是为了阻止他才上去是抢铁锹的，我没打他。”

“你没打，我身上的伤是哪儿来的？再说，当时可是有很多人在场，赖也赖不掉，你必须赔偿我的损失。”刘某一脸气愤。

“地里的东西是我的，你毁我的东西，我还要你赔我呢。”周某也不甘示弱。

双方争执不下。我想这样恐怕不行，还得分头调解。

随后，我将周某叫到一边。“这块地到底是不是刘某的呢？”我问周某。

这点周某倒是承认：“地是他的，可我是从吴某手上代种的，不该由他来直接跟我要。还有，地里的庄稼还没成熟，你总得等我收了再说吧，不然多可惜。”

“听说地很小。”我又问。周某点点头：“是呀，只有二分地。”

“就二分地，庄稼能卖多少钱呀？为这点事把人打伤了可真划不来。还有，你们毕竟是邻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以后就不处了吗？”我劝周某。

周某低头不语，看来似有所动。再三劝解之下，周某愿意把地交给刘某，不再阻拦。不过，他觉得刘某索要的医药费太高，只答应赔偿一部分。

劝罢周某，我又转头来找刘某：“周某已经答应把地给你了。至于医药费，你有公费医疗，还能报销一些。周某钱来得也不容易，你呢，就做些让步。”刘某仍忿忿不平：“法官，我也不是为钱，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地是我的，他凭什么不让我种？不过，既然法官你这样说，我就听你的。”

双方都表了态，工作就好做多了。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周某赔偿刘某损失300元，而刘某则承担了案件的诉讼费。当庭履行后，双方握手言和。

送走了他们，我长吁了一口气。不过，心中仍有隐忧：农民视土地为生命，关于土地的纠纷，他们不是第一例，可我真希望是最后一例。如果大家都能互谅互让，我相信二分地的官司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