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召开的“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论坛”上，江苏高院公丕祥院长提出要建设“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在服务大局、和谐维稳的需求下，法院较为注重调解工作，大量民商事诉讼以调解结案。以吴中法院为例，该院近年来年均受理民商事案件5000余件，其中50％左右通过调解结案。实践中，调解书一般不写明“调解确认理由”（即判决书中的“本院认为”部分），使调解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判断显得有些模糊，个别案件甚或出现有失公平或一方当事人权利减让过大的情形。为避免这一现象，更好实现法律尺度、是非标准明确前提下的矛盾纠纷化解，吴中法院积极探索符合公院长提出的“法治主导型社会管理模式”要求，以“六个明确”的原则与要求，近日对10余件民商事案件试行了“裁判式调解”，即在调解书中对案件进行法律评判和是非界定，作出类似于裁判的调解，相应在调解书中载明“调解确认理由”。

明确裁判式调解的法律依据。调解书体现法院对当事人协议条款的公权力干涉及依法确认，等同于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力，因此，这种确认理应具有法律理由。《民事诉讼法》明确调解应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原则下进行，故在调解书中载明调解确认理由具有法律上的依据。

明确裁判式调解的适用范围。裁判式调解适用于案情相对复杂、事实不易认定、法律适用上存在争议或具一定典型性，适宜判断是非的可调解案件；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是非易明的纠纷，就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体现调解简便与高效原则，切实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诉讼，节约司法资源，不必在调解书中写明调解确认理由。

明确裁判式调解的文书表达方式。在诉辩意见、事实认定和调解协议主文之后叙明调解确认理由，对案件做法律上的评判，并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条款做“自愿处分、于法不悖”的确认。基于调解的特性，调解确认理由以原则性的法律定性和是非评判为主，与调解协议主文保持一致，体现法院对调解协议的依法确认，但不宜像判决书那么详尽。

明确裁判式调解的法律指导原则。确立裁判式调解 “释法明理、调判交融”的原则。在调解书中写明调解确认理由，对案件进行法律评判和是非界定，并在调解过程中强化对当事人的法律释明，控制调解的任意性，增强调解的法律标准化，注重调解书逻辑思辨的缜密性和法律推理的严格化，使调解案件彰显司法公正。

明确裁判式调解的当事人意愿要求。调解确认理由应在调解过程中与当事人作充分沟通和释明，并将调解确认理由记入调解笔录，让当事人知悉并签字确认。若一方当事人反对调解确认理由，意欲模糊法律定性的，应在对其进行释明沟通之后，做适当原则性表述，但仍应体现基本的法律是非标准；若双方当事人均坚持拒绝载明调解确认理由的，则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一般情况下，在充分沟通与释明的基础上，当事人都能认同裁判式调解，实践中亦未出现当事人因此拒绝调解或反悔的情况。

明确裁判式调解的作用和意义。“调中有判、似判却调”的裁判式调解有利于实现法院效益、当事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对法院自身而言，可以抑制不公平不规范调解出现，并促使法官提升业务水平，避免法官“只会调、不会判”现象的出现；对当事人而言，让其在明知事实认定和法律规定情况下处分权益，真正符合其意愿；对社会而言，通过明辨是非的“裁判式调解”，既可推进和谐司法，又可通过彰显是非标准发挥司法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