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春节前，已经到处是一片忙年的气氛，那年我十一岁。一大早，我被父母催着起床，父亲所在的市第一中学发麻油，要求每户带着瓶子去领，我拿着家里的瓶子赶到分发地点，已经围了好多人，多数是跟我一样放寒假在家的孩子，大人们早就去忙更重要的事去了。到底是学校，发麻油像论证数学，很会精确计量，用的是试管，试管中部有个标志线，按每人半试管计量，我家五口人，两试管半麻油就倒在了我的瓶子里，现在的孩子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时每年过年发麻油都用的试管，有麻油发就不错了，谁都不以为意，谁都高高兴兴的，这麻油用来浇拌凉菜够用好长时间。以至于多年后只要看到或听到有人提起试管，我就想起它除了做实验外，还有一个功能——发麻油。

回到家，匆匆吃了一碗玉米饼糊稀饭，父母就给我和弟弟安排了事情，妹妹还太小，还不能干活。弟弟到鞋匠那里去取棉鞋，棉鞋是昨天就放在鞋匠那里排队钉鞋掌的，订过掌的棉鞋才耐穿。我则被安排去菜场排队买豆腐，也仅是排队，钱和豆腐票都装在妈妈身上，妈妈则排在菜场的另一支队伍上买粉丝，粉丝当然也有粉丝票。菜场里，卖肉的、卖猪头的、卖鱼的、卖猪下水的、卖大白菜的，个个队伍都排成了长龙，人声鼎沸，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将脖子伸至极限望着前面——生怕断货（成年后，在《人与自然》里看到非洲有些动物经常会踮起脚尖眺望远方，看有无天敌靠近，我就会想起过去排队买菜的人们），偶有插队的，必遭群而攻之，甚至有人会动以老拳。我一边排着队，一边惦念着我那件还在裁缝处排队等做的红格子袄褂，虽然是买的削价的零头布，但那是一个女孩子过年的期待，这么想着，我仿佛能看到我穿着漂亮的红格子新衣服，引来小姐妹们羡慕和嫉妒的眼光，我正兀自想着，忽然传来一阵女人的哭声，原来那妇女在排队买大白菜时，原先好不容易排队买来的一斤猪肉放在篮子里竟不翼而飞，那时一斤猪肉要七角五份钱和一斤肉票，大家都同情地望着她，齐声骂着缺德的小偷，可是大家又对她爱莫能助，毕竟大家都不宽裕，尤其是没有多余的肉票。等我和妈妈都买到了东西，回到家已近到中午。

下午，妈妈去裁缝那取给我们姐弟仨做的衣服，我则又被安排去小卖部买线，妈妈回来还得套被子用，顺便再让我买两只气球给妹妹，怀揣着即将穿上新衣服的喜悦，我一路蹦蹦跳跳地来到小卖部，一球棉白线一角二分钱和一张线票，在小摊上买了两只气球，一红一篮，共花了三角钱。回家的路上，碰到一个同学，她欢喜地告诉我，某某同学的妈妈回来了，某某同学是我们班上很洋气很漂亮的女生，她的外公外婆原先大概是上海的小资之类吧，她那也很漂亮的妈妈在文革中就因此受株连倒了霉，被造反派投进私设的水牢，得了很严重的病，据说是大小便都只能从后面排，不知是真是假，从水牢放出来后就几乎常年住上海看病，她的妈妈尽管后来还是不治身亡，但当时能在过年时尽量赶回来与自家人团聚，我们同学都为此替她高兴不已。我到家后不久，妈妈也回来了，我急不可耐地穿上了属于我的那件红格子袄褂，满屋都耀起了红灿灿的光，“真好看！”妈妈啧啧地称赞。

此时，爸爸炸肉圆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小屋，弟弟和门口男孩子们放鞭炮声此起彼伏，新衣服、肉香味、笑脸、气球、鞭炮声，还有对大年初一早晨父母放在我们枕头边的二角钱压岁钱的期待，构成了浓浓的年味儿,新年真的到来了，过年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