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孤灯，一口气读完《明朝那些事儿》，不禁掩卷长思。

当年明月无疑成就了草根写史的辉煌，一部对明朝历史摹写解读的通俗读物几乎形成“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很适合这个精神快餐的年代。但读完这部语调诙谐的另类明史，心情却一点也不轻松。为什么这部书如此引人入胜？煌煌三百余年大明朝，是最奇特的一个朝代。不仅名臣辈出：有风华绝代的杨廷和、于谦、徐阶、王阳明、海瑞、张居正等等随手可举的千古贤臣，也有王振、刘瑾、严嵩、魏忠贤等千古骂名的奸佞。而皇帝也很另类特别：有刻薄专杀的，有玩乐的，有稀里糊涂当了俘虏的，有几十年怠政不上朝的，有热衷做木工的。借用作者当年明月的一句话，其实历史本身就很精彩，可以写得很好看。仅有好看自然是不够的，鉴古知今，今天往往折射着历史的余光。历史中的人物命运或喜或悲，结局或相似或不同，在历史的界碑上刻痕或深或浅，都决定了一个王朝最终的走向。三百年明王朝的兴衰明白告诉我们：历史不可复制，但常有惊人相似之处。“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并不是一声叹息所能概括的。

在明王朝十六位皇帝中，明思宗朱由校也即崇祯皇帝是最具有悲情色彩的人物，一身承载了明王朝覆亡的全部之痛。他勤勉辛劳、励精图治，雷厉风行铲除魏忠贤阉党，渴求治国之道，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却无力回天。在苦苦挣扎了十多年后，依旧没能挽救病入膏肓的明王朝，在李自成攻破京城前，含泪手刃生女长平公主和嫔妃后，恨恨投缳自缢于梅山。后世对他的考语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大明遗民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道：“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殇； 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后来夺了大明江山的满清王朝，在铁骑入关时，打的却是为崇祯复仇的旗号，在清代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了崇祯较高的评价。即使是直接颠覆了明王朝的对手李自成，在其《登极诏》中也如此形容崇祯皇帝：“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在中国历史上，崇祯皇帝可谓最独特的亡国之君。在这里，我并不想去探讨崇祯性格、决策等方面的缺陷，只是对之所以造成“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样奇特局面的原因，颇费思量。在曾经名臣辈出、将星闪耀的明王朝，为什么在最后国家危亡的关头，有明君却再无能臣良将拯帝国于飘摇？与其说崇祯皇帝做了荒淫的万历和天启两代皇帝的替罪羊，倒不如说贪墨腐败的官僚体系已蛀空了整个帝国大厦，明王朝走到了油尽灯枯的尽头，倾覆已是注定的宿命。到明朝末期整个王朝已腐朽不堪，吏治腐败、官场黑暗、贿赂公行，结党营私，攀附权贵。皇帝以一己好恶，亲佞远贤，擅杀忠良。官员的品格意志、道德责任和民族大义几乎消蚀殆尽。崇祯即位之初，西北大旱，民不聊生，史载人相食，而官府非但不救恤，反而依旧催租逼税，终于民众揭竿而起；官员拜金主义盛行，爱财如命，蝇营狗苟，集体贪贿已成习惯，以致崇祯向臣子募集军饷竟无人响应；犬儒主义盛行，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外城，提出封王、赐银、投效朝廷作为交换条件时，崇祯向首辅魏德藻问计，魏怕承担责任竟然一言不发，尸位误国。回望明王朝初创时，开国皇帝朱元璋因痛恨贪官，不仅大开杀戒，甚至到了对贪官污吏“剥皮揎草”的残酷程度。但天意弄人，即便贤明如张居正、英勇如戚继光，也无法逃过适应官场贪墨的潜规则来谋求生存的命运，贪腐荒淫如同牢牢附着在帝国肌体上的顽疮，三百年后，仍然葬送了这个曾经辉煌的皇朝，不能不让人唏嘘。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出自《左传》中的一句话。不禁想起1945年7月，时年68岁高龄的黄炎培在参观延安后，以此请教毛泽东：如何能摆脱这历史周期律？毛泽东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言犹在耳，振聋发聩，令人回味深思。我想，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铭记的，也是每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公职人员应该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