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镇江讯：6月22日，法学教师傅达林先生在《检察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判前提示”未必符合司法职业属性_》，他认为，对存有法律隔阂的当事人进行司法结果预告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但司法的中立特性决定了法官不应成为“送法上门”的主体，居中裁判的法官提前告知当事人法律后果有违其身份定位，容易给当事人留下法官“偏私”、“未审先判”的嫌疑。总之，法官“判前提示”的创新举措还是谨慎为好。

应该说，傅达林先生看到了“判前提示”的优点，同时，他的担忧也不无道理。笔者长期从事基层民事审判工作，就我看来，司法实践中只要法官能秉持一颗“法律是良善正义之术”的公心，做到准确把握“判前提示”的分寸与尺度，克服可能产生的弊端，是可以避免或消除傅达林先生所担忧的“嫌疑”的，从而充分发挥“判前提示”的积极作用。总体来说，“判前提示”是一种有益的司法改革新尝试，利大于弊，值得肯定。

首先，作为一项司法改革中的创新举措与积极尝试，法院推出“判前提示”审判模式用意深远，彰显了司法作为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保障，在不违背“司法中立”原则的基础上，打破人们诟病的司法神秘主义，走近群众，能动司法，积极主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司法善意，并进而寻求民众对司法的理解、认同、信任与尊重。体现出“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司法工作宗旨意识。

其次，“判前提示”本身没有强制约束力，实质是法官对当事人的一种善意提醒。法官的“判前提示”应建立在法官对讼争案情、定案证据、法律适用的准确把握上，建立在法官对“判前提示”之“提示”本身的适度把握上，还建立在法官不偏不倚的居中审判立场上，更建立在法官“司法为民”的一颗公心上。“判前提示”绝非指法官有意偏袒一方，向一方当事人“暗授机宜”，而是法官在审理中依法行使释明权，对缺乏诉讼知识、能力、经验的当事人予以必要的法律释明，让对法律存有隔阂的当事人明明白白地打一场“官司”，最终赢得明白、输得清楚；“判前提示”也绝非指办案法官对诉讼结果“大包大揽”，事先扬言案件裁判的最终结果将如何如何，借机强制当事人接受不合理的调解条件或作出不合理的让步，而是法官依照法律规定可能产生的后果，对当事人予以适当的法律意见分析或可能性的诉讼风险提示，满足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让只知“常情常理”不晓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或争执不休、互不相让的双方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请求是否合法、正当，是过高还是失当，能有一个合理的结果预判与心理预期，或有一个明晰的风险预测，从而作出理性的利益得失权衡，避免产生过大的心理落差，避免对法律与司法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最终促进当事人自愿调解或服判息诉，做到案结事了。

最后，虽然是作为一项制度性的创新审判举措提出，但事实上，“判前提示”的一些先进做法、经验在司法实践中早已有之，且行之有效，不但利于人民法院积极应对当今“诉讼爆炸”的局面，顺利审结纷纷涌入法院的案件纠纷，还有助于迅速化解大量的社会矛盾，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讼累与信访，克服中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事实证明，“诉前引导”、“诉讼风险告知”、“判前提示”等蕴含“能动司法”精义的司法改革创新举措，由于其饱含了司法便民利民的道德善意与司法亲民为民的人本关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当事人的欢迎与赞同，是一种积极而有益的尝试，不但不会导致傅达林先生所担忧的司法信任危机，相反提升了司法公信，促成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