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底，宁某介绍灌云老乡张某到淮安清河区开酿酒作坊。同开酒坊的钱某、胡某夫妇听说后认为如张某的酒坊开业会影响其生意，钱某夫妇多次电话警告宁某，如若介绍别人开酿酒作坊，钱某夫妇要喊人“教训”宁某。宁某未加理睬。后钱某夫妇打电话邀女婿杨某，授意杨某喊人“教训”宁某。后杨某分别邀约了张某、戴某、金某、卞某等人。2012年11月15日下午，钱某夫妇带领女婿杨某及邀约的张某、戴某、金某、卞某等人一起分乘两辆车去“教训”宁某。上门找到人后，钱某动手打了宁某一巴掌，宁某还手结果双方互相殴打。宁某方见对方“人多势众”，自己一方的张某、郑某两人迅速从厨房各拿来一把刀，在双方殴打过程中，张某、郑某两人致钱某方两人受伤。经法医鉴定：钱某的身体损伤程度为轻伤，胡某的身体损伤程度为重伤。

上述案件在处理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钱某一方持“斗殴”的故意，邀约多人，宁某邀约三人以上，双方大打出手，发生了事实上的群殴，双方均涉嫌聚众斗殴罪。第二种观点认为:钱某一方为阻止宁某方的酒坊开业，达到“教训”对方的目的，行凶上门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涉嫌寻衅滋事罪；宁某方无斗殴的主观故意，也无聚众的行为，宁某方也属于持刀随意殴打他人，亦涉嫌寻衅滋事罪。第三种观点认为:钱某一方为阻止宁某方的酒坊开业，邀约多人参与斗殴，钱某一方涉嫌聚众斗殴罪；宁某方无斗殴的主观故意，也无聚众的行为，宁某方涉嫌故意伤害罪。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钱某一方单方构成聚众斗殴罪,宁某一方属于多人实施的故意伤害，涉嫌故意伤害罪。理由如下:

一、是否有“斗殴”的故意。钱某一方的目的是压制他人，逞强好胜，称霸一方，从而树立本方的威信，进而使本地只有我钱某一个酿酒作坊。后为“教训”对方，多次电话挑衅,其主观上具有“斗殴”的故意。而宁某方在对方电话挑衅时,即未“应战”，也未理会，在对方行凶上门后，宁某方才被迫还手。双方虽然发生了事实上的群殴，但宁某方明显无称霸一方，从而树立本方的威信的目的，也无“斗殴”的主观故意。

二、是否有“聚众”的行为。钱某方单方邀约了多人且一行人开二辆车前往宁某处，钱某方既有斗殴的目的，又体现出很强的聚众性。而宁某三人本来就在一起，无为斗殴而聚众的行为。因此第一种观点认为宁某方涉嫌聚众斗殴罪是明显不成立的。

三、宁某方涉嫌故意伤害罪。宁某方在对方“行凶”上门且先动手打人后，见对方人多势众，此方的张某、郑某迅速进屋拿刀，有一定的防卫性质。此时，三人因无“斗殴”的故意与“聚众”的行为，形成的是多人一起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其中二人持刀，一人直接造成对方人员重伤，宁某方应涉嫌故意伤害罪。

四、双方均不涉嫌寻衅滋事罪。从侵害的法益上看,寻衅滋事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社会管理秩序，即公众对公共场域安全情感的期待，以及国家对社会管理秩序的禁止性规范。管理秩序是否运转有序体现于其载体就是公共场域是否安宁、安全和和谐。而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其针对的是特定的目标，一般来说不涉及公共场域的管理秩序。行为人基于特定原因殴打他人构成故意伤害罪,是因为没有侵犯刑法所保护的公共管理秩序法益。直言之，行为人在公共场域随意殴打他人是对公众场域安全的蔑视，使公众降低了对公共场域安全的信任度，不利于良好社会管理秩序的维护。本案钱某一方是“行凶上门”，案发地点在宁某的家门前，不是在公共场所。从主观故意上看，钱某一方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宁某方的酒坊开业，而纠集多人上门殴打他人，主观故意上并非无事生非、没事找事的寻衅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