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老汉、徐老太夫妇共生育两子两女，长子杨大明（化名）、次子杨小明（化名）。两子经协议达成一份关于分包赡养父母的协议，约定由二人分别负责一老的养老送终。杨老汉去世后，长子杨大明支付了殡葬费用。随后的生活中，徐老太与次子杨小明矛盾频发。徐老太为安度晚年，不愿与任何一子共同居住，决意去养老院生活。但是要求两子共同承担相应费用时被拒，其中长子杨大明认为其已经负责父亲的养老送终，故可以不再负责母亲的养老。徐老太无奈遂先后将两子分别诉至法院，要求承担生活费和医疗费用。泰州市高港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徐老太的两个儿子虽然签订了所谓的分包赡养协议，也已经履行多年，但该协议违背公序良俗，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认定无效，据此判决长子杨大明宜应承担母亲的赡养费用。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杨老汉、徐老太夫妇共生育两子，长子杨大明、次子杨小明。1994年4月原告夫妇与杨大明及杨小明订立凭单，约定了银杏树的分配及收益权，老两口的生活费用由兄弟二人分别负责，父亲杨老汉随长子杨大明生活，母亲随次子杨小明生活，老两口归天后，兄弟二人各负责一人费用。2001年左右，杨老汉去世，杨大明支付了其殡葬费用。后徐老太与次子杨小明经常发生矛盾， 徐老太遂于2012年5月将次子杨小明诉至法院，要求杨小明负担其去养老院的全部费用，因徐老太当时坚持起诉杨小明一人，法院于2012年11月判决杨小明自2012年11月起每月给付徐老太生活费500元，并承担徐老太2012年11月之后发生的一半医疗费用。2013年9月，徐老太又诉至本院，要求长子杨大明承担部分生活费及医疗费。本案庭审中，被告杨大明陈述，其父母在分家后是分别在其兄弟两家中生活，且分家凭单中约定“父由章荣负责，母由小章负责”，父亲过世后，是其负责了殡葬事宜，故其不应再赡养母亲。

审理中，原告徐老太认为其在丈夫杨老汉去世后，在杨小明身边过渡了12年，帮助杨小明带大子女，对杨大明没有帮忙，同意杨大明给付生活3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被告杨大明作为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在其母亲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有困难时，应承担对其母亲的扶助、照顾义务。被告认为分家后其已经赡养并负责了父亲的丧葬事宜，母亲应由其弟杨小明负责，但法院认为虽然杨大明和杨小明达成了分包赡养协议，也已经履行多年，但该协议违背公序良俗，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法院对被告杨大明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因此，对于徐老太的生活，原告两子均有赡养义务。在法院生效判决书中明确了原告次子杨小明的赡养义务后，原告长子杨大明亦应承担另一半的赡养责任。原告考虑到自己对儿子所作的贡献不同，要求被告杨大明少尽义务，不影响杨大明的权利，亦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允许。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杨大明自2013年10月起每月给付原告徐老太生活费300元，并承担原告自2013年10月起发生的医疗费用的一半。

法官点评：本案是在农村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种“分家养老协议”是法律所不容的。它不仅违背了现行法律，而且有损于道德规范。首先，法定义务不能通过诸如分家协议等当事人的约定免除，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因此，该案原告的两个儿子达成的“分包赡养协议”，违背了法律关于子女对父母有共同赡养扶助义务的规定，属无效民事行为。据此，法院判决两被告共同负担原告的生活费和医疗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次，从道德规范和照料老年人的特殊需要上看，“分包赡养”的做法更不可取。老年人享有的精神赡养权，既包括晚辈对老人的尊重、悉心照料和关心，也包括来自老年夫妻之间的信息交流、情感沟通和互相扶助。作为子女，在赡养父母的时候，千万不能因贪图方便而漠视老人的情感需要，硬性地拆开老年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