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假买假是指一方在明知另一方实施欺诈性交易行为的前提下仍支付对价并取得对方转移所有权之标的物的行为。学界对此种情形的探讨提出了种种看法与建议，实际上问题的关键是此行为最终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笔者认为，应从诈欺之知假买假的构成要素的主体、诈欺故意和买假者故意三方面入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定性。

在一般的司法实践和学理讨论中，“知假买假”意指：一方在明知另一方实行欺诈性交易的条件下，仍然支付对价并取得对方转移所有权之标的物的行为。为突出其特征及讨论方便计，笔者称之为“诈欺之知假买假”。此种情形为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及学术关注之重点，亦为本文重点讨论对象。就此，学者提出种种看法与建议，而在法律适用的问题上关键则是是否适用《消法》49 条。现主要从诈欺之知假买假的构成要素入手进行分析。在交易之中，当不限于物之交易，而应包括服务之提供。

一、主体

主体通常应是民法上的一般民事主体，即其仅需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既可是自然人，还可是法人。但在消费合同中，主体则是特殊民事主体之一种，即消费者。然何谓消费者，属激烈争议之一问题，此亦直接关涉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下简称《消法》）的适用范围，以及现行法的改善问题。依《消法》第2 条：“消费者因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如何判断买假者“知假”这个情节上。梁慧星先生在其《<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49 条的解释适用》一文中提出法官要遵循“经验法则”。随之有学者依法律解释的原则提出相针对的观点，认为应以目的解释为最高原则。《消法》49 条的目的就是通过“惩罚性赔偿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广大消费者同欺诈行为做斗争，从而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并且当在认定买假者是否为消费者有疑义时，应推定其为消费者。此种方法颇佳，进一步地说，在对“买假者”的真实情形的审查判断中，对其是否知假、是否抱有索赔获赔获利目的问题上存有疑义时，都应推定予其更有利的地位。其原因：除却显见的社会市场经济状态下，经营者与消费者经济力量的悬殊和信息的不对称外，知假买假者中亦可能包含有消费者，在不能明确有买假者是否知假及进一步认定其是否为消费者时，不能因为要排除以索赔为目的之知假买假者，而牺牲真正消费者的利益，甚至怀有其他合法目的的知假买假者的正当利益。所以从形式正义的角度来说，适用《消法》49 条反而是更妥当的裁判。而恰恰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了保护大多数被诈欺之消费者利益的目的。

二、诈欺故意

此指经营者或销售者在交易过程中具有欺诈对方当事人的意图。此亦为诈欺之知假买假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诈欺故意是与欺诈行为相伴而生的概念。但由于这“欺诈行为”之构成界定不同，故对欺诈故意与欺诈之关系的认识亦不相同。我国《民法通则》第58 条规定了“欺诈行为”，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了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欺诈”。该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依此解释，诈欺的构成为：一是一方有欺诈的故意，目的是使对方当事人陷入错误认识而进行交易行为；二是欺诈一方有诈欺行为，或是积极地捏造虚假情况，或隐瞒或歪曲事实；三是客观上对方当事人因此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学界通说对此种解释是认同的。而对《消法》第49 条之“欺诈行为”，有学者认为应与上述司法解释一致者，还有的认为应将“欺诈”之构成限定为“一方有欺诈之故意，另一方行为与一方欺诈之意思相符合”。梁慧星先生亦认为我国民法所设欺诈制度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欺诈之概念是统一的。此说当为允当之论。因此，在一般的民事交易过程中，仅仅证明一方具有欺诈故意是不够的，还必须证明另一方不知情并因一方欺诈而作出错误之意思表示。当发生“买假者”提起诉讼的案件时，售假者承担的举证责任在这一方面包括：证明自己虽有欺诈故意，但对方知情而不产生欺诈效果，以至于证明自己无欺诈故意。案件之定性及裁决结果视售假者举证的效果而定，当售假者成功地证明时，则此属无效；当售假者成功地证明时，亦仅发生交易行为无效解除之结果，否则需承担“买假者”提出的双倍索赔请求（当以消费者身份提起诉讼时）或者承担民事违约或侵权责任。所以，由于诈欺行为在诈欺之知假买假中其构成要件不能充实，故仅具备诈欺之故意，并由此而引出另一诈欺知假买假之构成性要素。

三、买假者故意

此即买假者所具有的心理状态，买假者之故意内容是隐瞒自己知悉售假者的欺诈意图并迎顺其意图为意思表示以完成交易的意图。首先要明确的是，诈欺之知假买假不同于民法中的错误。所谓错误，乃一方或双方因对订立契约之客观条件有所误解而订立契约。错误往往是一种过失，包括类似的“双方错误”和“共同错误”。但欺诈之知假买假毫无疑问是双方故意“竞合”的产物。有意思的是，买假者的动机在决定对诈欺之知假买假的法律适用时，比故意本身更有价值。如前所述，知假买假本身并不能必然导出买假者不适合于消费者身份，也就是说买假者买假之故意之证明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仅仅在对卖假者诈欺行为成立与否的问题上有所助益，但诈欺的成立与否同样关涉到买假者在《消法》上地位的问题。买假者意在这两个不同问题上产生的影响之错位可能会导致适用《消法》49 条时的不确定性或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事实审查的过程中探究买假者的动机，结合买假者的故意与动机来考量其行为的合法性，才能准确地确定是按一般民法的原则处理诈欺之知假买假行为，还是按《消法》49 条处理。本文在对诈欺之知假买假之主体部分的行文中已对此有所探讨，此处仅就一般处理原则做一讨论。笔者以为，很明显：（1）有买假故意，且动机是索赔获利，则不适用《消法》49 条，应认为合同无效。（2）有买假故意，动机不是索赔获利且合法，则应予消费者身份对待，唯其另有非消费者身份因素除外。（3）无买假故意，则不问动机为何，亦不属诈欺之知假买假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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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高汉细述《消法》第49条出台过程.惟一全程参与的见证人[N].南方日报，2002-08-01.

[3] 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与适用[N].人民法院报，2001-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