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悄悄告诉我:“就是那个害你扣300块的,又跑到院长那告宋庭了。亏了老宋留个心眼儿，不然够蹲三年的！”说着“啪”的把案卷摔在桌上，“这个刁民！”

“不可能吧？”我觉得他很老实的一个人??说来惭愧，那当事人的案件原审是我，后来案子被发回了，当然我就被扣了300元奖金。想想够亏的，他送我20000元红包我当时留下了，等宣判后带他去了纪检室。当纪检主任把20000元退还他的时候，他还感动地留下了眼泪。

不过天地良心，我那案子可没什么错。市医学会认为构成医疗事故，医院是主要责任；省医学会则完全相反，认为医院一点过错也没有，他14岁的儿子偏瘫在床完全是并发症而已。我把省医学会的结论给我的医生朋友看，她冷冷一笑道：“关键的地方怎么避而不谈？你要糊涂官糊涂做，就信它好了。”我便查了药典，又查医学教材，认定医院有过错，判了医院承担70%的过错责任，赔偿53万。满以为伸张了一把正义，哪知案子在中院磨了三个多月，却被发回了。理由是建议到中华医学会重新鉴定，以明确究竟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我自然知道其中的奥妙。那家医院光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好几个，心想是好汉你要么改，要么撤，发回算鸟本事。那当事人拿着中院的裁定书，一脸期望地问我：“林法官，中院法官说让你们再审审，还是你审吗？我可不做鉴定了。”

果然，重审的时候宋庭长无论怎么努力，他也不同意再鉴定，而且，而且还硬磉给宋庭长一个报纸包。

“喏，就是这个包，我根本连动都没有动。”院长把宋庭长喊去的时候，老宋就把那包原封不动带过去了，“宣判的时候我特意喊了两个合议庭成员都去了，当场把这纸包还给他，他不要，还说我看不起人，他怎么跑您这儿了告状了啊？”宋庭长问院长，有些纳闷。

“哎呀老宋，20000，都够三年了！”院长心有余悸，“一大早他就来堵我办公室，见了我就说，我给你们法官送了20000块钱，他说要交给纪检，不知道交没交？我一听，汗都出来了！”

“莫名其妙，我又不是没退给他，他不要，倒跑来举报我？”

“你怎么判的呢？”

“原样判出去了，到中华医学会又不是法定程序。”

“那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是啊，那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我们也想不明白。不过，所有的法官都知道了这个当事人，知道他是“刁民”。只有我，只有曾经接触过他的我，不这么认为。

我记得一年前第一次见他时，他的头发是黑的；等市医学会报告出来的时候，他的头发已经灰白；而送达省医学会报告的时候，他的头发已经全白了。我见过他的儿子，一个英俊瘦高的少年，象一截木头一样躺在病床上。评残那天，他抱着儿子上床下床，看者他如同荒草一样的白发，我想不知道这瘦弱的父亲还抱儿子多少时间？

他不是刁民。我还清楚记得他真诚的泪水。可是又怎么解释他的行为呢？

直到那一天，我再次见到他和他的儿子。

妹妹的孩子摔伤了，我去医院看望。此时已是深秋，十几层高楼的走廊里寒风阵阵，电梯间墙角铺了一张草席，上面放着一床脏得辨不清颜色的棉被，几个来不及洗刷的杯碗散乱地摆放着。黑黄的枕头上，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映入我的眼帘，但是我每次见到他时，他总是很干净的啊。然而那头白发却不容置疑地告诉我，就是他。

我猛然想起，他和他的儿子就住在这家医院里。

我应该看看我的小原告。于是我走进那个少年的病房。他看到我，友善地笑了。

“还认得我吗？”

仍旧是纯真无邪的笑。

“我是审你这案子的啊，还记得吗，我带你去评的残。”我提醒他。即刻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少年的脸色一下黯淡下来，警惕地盯着我，眼睛里满是敌意。

“林法官你来了！”他父亲不知何时进来了，好象对自己邋遢的形象感到羞愧，他满脸的不好意思。

我随口问了问上诉的情况，又问重审结果是否满意。我还想问他为什么要举报宋庭长，可是看到少年桌上只有一杯白开水而临床的孩子却满桌的高档点心，便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了。

他没有去检察院，没有去人大政法委，没有去纪委和中院，只是到我们自己院长那里小心翼翼地问上一句“宋庭长把钱退给你们了吗？”

他是刁民吗？

“现在没钱就打不起官司。”纪检组长退他钱的时候，他说。

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