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徐州讯：一纸普通的赔偿协议，一句不起眼而又至关重要的表述语言，让七年前的一段医疗纠纷被重新提起。6日，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特殊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1993年12月份，年过七旬的臧某骑自行车不慎摔倒，后入新沂市某医院治疗。医生诊断为：左股骨上段骨折闭合性。实施“左股骨近端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手术治疗，后出院。出院后伤处迟迟不愈，畸形愈合，左下肢功能受限。后臧某的伤情被诊断构成三级伤残。医患双方遂产生纠纷。1999年10月份，臧某的儿子作为臧某的代理人与医院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医院一次性补偿臧某人民币一万元（签字后付款）。协议上医院方代表人签字，臧某的儿子在协议上签字，并注明“本人不同意公证以后如发生一切由我本人负责”。医院依约给付一万元补偿款，该款由臧某的儿子领取。2006年1月份，臧某死亡。臧家认为医院的医疗行为给己方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精神损害，己方与医院签订的赔偿协议无效，遂起诉到人民法院，请求医院赔偿各项损失六十余万元。

围绕双方达成的赔偿协议，臧家认为该份协议属于无效协议，认为阅读此协议应当这样断句：“本人不同意，公证以后如发生一切由我本人负责。”由此又主张协议属于附条件的民事行为。既然协议没有公证，自然不生效力。而医院方提出，签订协议时己方要求公证而原告不同意，所以臧某的儿子在协议上签署意见，表明态度，意见的内容应当这样断句：“本人不同意公证，以后如发生一切由我本人负责。”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医院一次性赔偿臧家各项损失十二万元。协议签订后，医院主动履行了赔偿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