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藩镇割据，武人乱政，浩浩大唐帝国轰然倒塌，中国历史随之进入了史上最为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四方军阀力争大统，数十年间天下刀兵四起、尸横盈野，眼鼻之间尽是血雨腥风。天下乱相已成，百姓思定之心亦是大势所趋。后周世宗柴荣较之四方军阀，也可算得明主，苦心经营之下，使得后周隐隐呈现一统天下的大国气象。可惜天不假年，柴荣壮年辞世，身后留下只是一对孤儿寡母和一个根基未固的帝国。后周的骄兵悍将无法将帝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七岁小儿身上，遂演绎了一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大戏。赵匡胤在刻意的烂醉中登上权力的顶峰，尔后励精图治，征讨四方，总算不负众望，开创两宋三百余年的国祚。

    两宋是文人的两宋。唐末至宋建国一百余年，天下苦武人久矣，宋太祖赵匡胤更是以武将的身份夺得大统，故宋对武人的防范之意是深入骨髓。赵匡胤的石刻遗训中“不得以言论之故，处死士大夫”，宣示宋以文人治天下的国策。言至此，就不得不提及南唐后主李煜，艺术家式的国主在大争之世意味着悲剧，后主虽逝，然而后主文风却为宋一脉承继，绽放出绚烂至极的文明之花。北宋诸帝因袭前朝制度，大规模开科取士，以高官厚禄、锦衣美食许与文人，大宋天下文风蔚然、文豪辈出。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等文坛巨匠横空出世，百余年间北宋政坛身居高位者，尽皆誉满天下的饱学之士。同样在宋，文官政治初现端倪，延至明朝，文官集团演变为能与皇权抗衡的庞然大物，也为今世现代政治的文官制度提供历史素材。文风鼎盛并非全无弊端，学问高深并不等于治国能力，文官政治尽管给宋带来了繁华稳定，却也形成冗官、冗政等弊端，更甚者，为北宋造就了一位艺术家式的皇帝，宋徽宗。李后主的前车之鉴，宋徽宗却重蹈覆辙，最后亡国，屈辱北行，客死异乡。

     两宋是不幸的两宋。纵观中国历史，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碰撞、摩擦不断。然而对于历代汉族王朝而言，草原民族大都仅为边患，难以动摇王朝统治的根基。可惜两宋面对着处于鼎盛时期草原文明，在两种文明的辉煌碰撞中，两宋的文人之笔岂是怒马长刀的对手。汉民族向来不缺名将骄雄，意外的是，两宋只在亡国前夕才涌现一批名将精骑，其余时间宋军常以败绩闻名。原因是，两宋统治者对武人怀有深深的戒心，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武人的地位就开始下滑，兼之文人大行其道，重文轻武深入人心，例如狄青最后贵为宰相，却因其行伍出身，一直为北宋文人所轻，由此可见一斑。皇帝委派统帅军队者大都为文人与宦官，文人中兼任武职者如范仲淹者可谓凤毛麟角，多数如童贯者乱军误国，可悲可叹！如此虚弱的国防，却先后直面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轮番攻伐，怎能不败？国内奸相当权，诛杀岳武穆、解除韩世忠等名将兵权，又不啻于自毁长城，这等国家，又怎能不亡？就算有正气浩然的文天祥，又怎能挽回这颓颓帝国覆灭的命运？

海南崖山之上，陆秀夫望着身后满山遍野的蒙古铁骑，毅然决然地背起九岁幼帝纵身一跃，两宋的历史最后定格在这一跃的瞬间。宋自小儿手中得天下，又自小儿手中失天下，可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千年之后，遥想两宋的繁华，不禁为如此帝国的覆灭长叹一声。倘若两宋的国策得到及时修正，那么对于宋，对于当时之世界，对于今日之中国，又会是怎样一般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