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地差点要了母亲的命

那一年，我六岁。夏天的一天黄昏，我独自一人在家,等母亲回来。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她顶着一年中最毒辣的太阳出了门，到地里去拔草。天太热，草太稠，她拔了四五个早上都拔不完。她是那么要强的一个人，那疯长在地里的草是她挥之不去的心病。在那么热的一天，村里人都躲在家里，谁会傻到为了地里长着的几丛草，跑到太阳底下去忍受暴晒呢？可是，“好端端的一块地，怎么能长草呢？”她躺在床上喃喃自语，感觉有人戳着脊梁骨，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就出了门。

我们家的地在村子的最南边，左侧是环村而过的小南河，右侧是进出村子的石子路，交通好，灌溉好，风水据说也很好。1978年搞土地承包责任制，村里的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大伙儿都高兴坏了。农民嘛，有了地就有了希望，生活就有了奔头，命运就握在了自己手中。地怎么个分法？抓阄。我们家运气好，抽到这么一块地，村里人人眼馋。这块地在我祖父手上的时候，收成就特别好，到我父亲这一代也一点不差，主要是我母亲的功劳。她是那么勤快的一个人，两亩三分的责任地简直就是她的命根子，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地里忙碌着：锄草、施肥、治虫、收割……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我们全家的生计和她的全部人生价值都寄托在这块地里了。

那天下午我一直等，等到太阳西落，等到繁星点点。最终等来的是一个噩耗：母亲中暑了。她在太阳底下烘烤了4个多小时，终于撑不住，倒在了一片绿油油的水稻田里，在医院抢救了一夜才苏醒过来，我们全家都被她吓哭了。

这是1988年的一天，我们家的两亩三分地差点要了母亲的命。可是，我们还要把它当作命根子好好伺弄着，因为没有它，我们全家都活不了。

1998年：人和地一起经历巨变

那一年，我16岁，在离家10里外的小镇上读初中，即将参加中考。母亲狠狠心，为我在镇上租了一间房，月租200元，生活设施是真好，可是太贵了。那时侯我们家一年的收入不过5000元，实在太少了。母亲犯了愁，到处找事做补贴家用，可在农村里哪里找得到事情做呢？大伙儿都是农民，都是看天吃饭的主，谁也不用雇佣谁，谁也赚不到谁的钱。镇上倒是有几家乡镇企业，可是太远了，农村妇女要顾着一大家子人，脱不开身。母亲就更加执着地伺弄庄稼，可是草拔得再干净，肥施得再肥沃，地里也不能长出黄金白银来。母亲望着绿油油的水稻田，平生第一次怨恨起脚下的这片土地来。

这一年的秋天，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一天上午，村口的石子路上开过来一辆黑色小轿车，一直开到了村委会门口。车上走下来三个穿西服的人，其中一个是乡里的王乡长。再后来，有人看到村长和那三个人一起去了村南边的庄稼地，他们站在田埂上四处察看，满面红光地交谈着。第二天，村长主持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他用他那大喇叭一样洪亮的嗓音告诉我们，南边的这片土地已经“招商引资”了。这是个新鲜的词汇。那时候，再有远见的人也想不到这个词会在今天如此时髦和流行。母亲是个文盲，她无从理解这个词汇的确切涵义，她只知道，从今天起，我们家的这块地就不属于我们了。

地里的庄稼被推土机生生犁掉了，母亲心疼得要掉眼泪。村里还有几家的庄稼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它们的主人却不像母亲那么悲伤。是啊，何必悲伤呢？村集体的土地又重新进行了分配，我们又分配到了一块地，面积稍小一点而已。按人头分配了土地补偿金，我们家人多，分到的也多，母亲手里攥着那么一大叠钞票，脸上激动得起了红晕。她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现金，红花花的，把她的眼睛都晃晕了。“这么多钱，得种多少粮食才能换到啊！却来得这么容易。”她暗暗地想，“地少了，也许是件好事。”

很快，南边的庄稼地上开始了浩大的工程。开进来推土机、搅拌机等各式各样的建筑机械，涌进来由瓦工、木工、电工等各种工种组成的建筑大军，搭起了一座座脚手架，围起了一道道围墙，人来车往的热闹景象把母亲看傻了。村里很多青壮年去工地打短工，一天能赚20块钱，这可比种地强多了。母亲跟着村里的几个妇女也加入到他们的队伍里。

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有两家厂子在我们村落了户。厂子就地取才，村里不少人就进了厂，摇身一变，农民变成了工人，地照种不误，却还能像城里人一样在家门口上班了。母亲在地里干活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到白色的厂房矗立在天边，看到红色的烟囱里吐出黑色的浓烟直冲云天，耳边是机器雄壮的轰鸣声。这一切都让母亲觉得气派极了。她也想进厂子，有收入，更有面子。正好有家厂子招操作女工，条件只有一条，能吃苦。她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第一天去上班，母亲激动得一宿没睡。厂里发了一套蓝色工作服，母亲特别喜欢，走亲戚、喝喜酒的时候都穿在身上。她觉得穿上这身衣服，就代表她是有“单位”的人，就象征着她的身份发生了一种转变和拔高。她对这个厂子逐渐有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让她觉得生活中充满了阳光，吃多少苦都是值得的。

可她也有不快乐的时候。上班的路上总要经过我们家原来的那块地。她看到，那块地至今还是荒芜一片，杂草丛生的景象让她无比心痛。周围的地都开发了，为什么惟独这块地荒着呢？这么好的一块地，怎么能任凭长草呢？她实在想不通。事实是，买下这块地的老板骗了银行的钱，跑了。那个时候，这样的骗子也不少，我们家的地倒霉，恰巧碰上了这样的骗子。

1998年，在我们村就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我的父老乡亲们第一次发现，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仅仅能长出粮食，还能够以一种全新的用途创造出更为可观的价值。这种改变强烈地冲击着他们的思维，敲打着他们的神经。在那以后的岁月里，我们的村子以一种令人惊叹的速度变化着：厂子越来越多，逐渐聚成了一个工业集中区。村里铺起了“三横三纵”的水泥路，小南河上新建了两座钢筋水泥桥。村里人富了，争相盖起了二层小楼，式样一个比一个漂亮，装修一个比一个豪华。村里出现了超市、饭馆、农贸市场、洗浴中心……甚至有了一家网吧。我的父老乡亲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村庄的天空不那么蓝了；小南河的水慢慢变浑了；空气中隐约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味道；包括我们家的地在内，有几块地长年累月地荒芜着……这是一种无法回避和无可避免的阵痛，就好象在采摘玫瑰的过程中难免被花刺刺伤一样。我的父老乡亲、我们的地和村庄一起忍着痛，支撑他们的是一种信念，一种关于未来和梦想的美好信念。

2008年：未来会更好

2008年，我26岁，结了婚，进了机关。母亲还在那家厂里上班，10年了，已经是“功勋级”员工。这一年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们的老村长光荣退休了。新村长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一场新的变革，这场变革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当城市的触角即将延伸到我们的村庄的时候，新村长请来了城里的专家。他们在村子里四处察看着，热烈交谈着，时间仿佛回到了十年前。第二天，村长主持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他用他那清脆而坚定的嗓音告诉我们，我们要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这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因为各种媒体上早就有连篇累牍的宣传。但这是村长亲口说出的话，第一次让人觉得“科学发展”离我们如此之近。专家们为我们村制定了一个五年发展规划，在那份规划书里，我读到了“绿色”、“生态”、 “可持续”等新鲜词汇；在那幅规划图里，我看到了一个整洁优美、功能齐备、秩序井然的新家园。不久的将来，我们将有自己的集中居住区，将以统一标准、统一样式建起连体别墅和农民公寓；我们将完成工业集中区的升级改造，工业污染的深度治理、功能的积聚和优势的互补将成为园区提升的关键；我们将拥有一条功能齐全、配套合理的商业街，最大限度提升父老乡亲的生活质量和品位。我们将完成村庄主干道的拓宽改造，并与城市的道路完美对接。到那时，我们的村庄将与飞速发展的城市融为一体，共享改革开放30年的丰硕成果。

特别要提到的是，我们家的地历经坎坷，终于也有了用武之地：母亲的厂子发展壮大，买下了它作二期投资，宏伟的二期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中。母亲将作为技术骨干在新车间里继续挥洒汗水。想象一下吧，母亲就要在她曾经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心血的土地上开辟一番新的天地，演绎更多人生精彩。风风雨雨一路走过来, 蓦然回首,30年不过弹指一挥间,而她跟这块地终归是有缘的。如果非要为这段缘分加一个期限的话，我想是一生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