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近期北京某中院3名骨干法官先后请辞离职，在法院内部和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据悉，仅2012年北京某基层法院就有近十余名法官离职，而随着今明两年首批“五年服务期”期满，北京法院系统可能会有一批年轻法官离职。

上述3名骨干法官，都具有法律或法学硕士学位，都是审判一线“挑重担”的“精英法官”，审理了不少有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且年龄都在35岁左右，正值法官职业生涯“黄金期”。

媒体分析北京法官离职的原因有四点：案子压力大（人均年结案数达到三四百件至七八百件）、收入待遇低（一般月收入四五千元，不足以养家糊口）、提职空间窄（大部分法官常年办案，没有提升空间）、荣誉感较低（法官独立办案受制于公务员管理行政体制）。

北京法官离职，绝非我国法院系统个案，提前退休、调离法院、另谋职业等，是常见的法官职场现象或心态。据《法制日报》报道，5%的法官干不到退休年龄即离开法官队伍。而据该报2010年4月29日报道，因为案件激增编制未增工作压力大，2008年以来，西安中院有8名法官因为身体原因要求提前退休或调走。“他们不提任何要求，只是想休息，因为实在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工作量和心理压力。这在一些部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更有甚者，据《南方周末》2010年4月10日报道，一位非常能干的、同事公认的具有法律理想主义气质的好法官——湖南湘潭岳塘区38岁法官刘立明3月18日用一根绳子把自己悬挂在租住的房间内，以自杀方式永别人世。他在遗书中写道：“工作压力大，很累，不如死了算了，再见!”

法官频频离职，以致造成了不少地方，尤其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官不断流失、审判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这对如今诉讼爆炸、审判工作日益繁重的人民法院来说，无疑是个巨大损失。在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梦”的当下，司法愈益成为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法治保障，对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媒体所说，如果法院成了“铁打的营盘”，而法官成了“流水的兵”，则不仅是法院之痛，也是现代法治建设之殇。

法治成熟国家，法官享有崇高的社会美誉和优厚工资待遇，因而是流动性最小的职业之一。2010年4月，年近九旬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约翰·保尔·史蒂文斯因年纪大身体健康不佳，宣布将于当年夏天正式退休。与之相比，同样是退休，中国法官是不堪工作与心理压力，想早点休息。美国法官则是“很喜欢这个工作，而且觉得自己胜任愉快，如果不是年纪和健康因素，不会轻言离开。”；同样是退休，中国法官年纪不过四十左右，却已身心俱疲、“未老先衰”。美国法官虽至耄耋之年，却雄心犹在，老当益壮！此间殊异，令人扼腕。

而同样是“官”，相比一般政府行政官员临近退休往往“恋栈”不舍，拥有司法裁判大权的中青年法官却纷纷辞职或提前退休，境遇迥异，令人深思。

法官不堪工作心理重负和较低政治经济待遇，请求离职或提前退休，全然颠覆了常人心目中的法官形象。一面是“裁判大权在握”，在老百姓心中高高在上、神秘威严的“法官”角色；一面是身心俱疲，要求离职、提前退休甚至选择自杀的普通人，极度反差，令人唏嘘。

骨干法官频频离职流失，负面影响堪忧。从内部来说，加剧了法官职业断层现象，破坏法官队伍稳定，“案多人少”矛盾愈加突出；从外部来说，大量优秀法官、中青年法官纷纷离职，使社会各界对人民法院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司法能力的工作目标产生怀疑；而且，大量法官不正常离职，比起以往调离、读研、考录等正常流失，会产生更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给在职法官和审判事业带来巨大冲击。

7月25日，在全国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周强院长要求全面推进法院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优秀法官频频离职流失与此极不相称，因此，迅速加强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建设，切实提高法官职业吸引力，积极解决“案多人少”矛盾，为法官工作减负，让法官树立崇高职业荣誉，抛却后顾之忧，更好地投身审判工作和人民司法事业，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