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王德威先生对作者齐邦媛一生“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的评价，我带着新奇翻开了《巨流河》的扉页。追寻着作者的脚步，从记录她孱弱童年的东北到流亡的关内，从追求新知的西南到攀登文学天梯的台湾，我几乎是一瞬间经历了作者的似水年华：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

家与国

对国家命运的回忆与评判，大多视角宏大，微言大义。而在齐先生的笔下，中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起伏波澜，却从跌宕错落而终至温润平和。世事变迁、家族起伏，在先生的娓娓道来之中，少却了几分刀光剑影的激荡，却平添数屡淡雅的暗香。这个哭泣中长大的孩子在数年后以最内敛的方式记录了家族的流亡与祖国的惆怅。这里面所蕴藏的深情与所显现的节制，是从波涛滚滚的巨流河到默默无言的哑口海的距离所不能表达的。

巨流河与哑口海，一个奔腾在辽阔的东北平原上，一个蜷卧在美丽的台湾半岛上，两相陌生的一对地名，却因为一群流离的人，一段流离的历史而碰撞在一起。中国自二十世纪开始的苦难交缠，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多少志士仁人洒下热泪与鲜血，多少平民百姓失去亲人与家庭，历史中太多的细节被堙没在国家叙事的宏大背景中，成为可有可无的注脚。而齐先生却将国家命运倒映于家族之颠沛、个人之流离中，这种对个体价值的珍重跳出了传统的政治架构和伦理理念，而最终又回落到对国家历史的纪念与反思之中。正如作者所说，六十年来，从东北到华北、从南京到武汉、从桂林至重庆，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辗转颠沛让她最引以为荣、感觉真正存在过的，是最有骨气的中国！        

文学与政治

正如齐先生所说：我的一生，常似随西风疾行，攀山渡海，在人生每个几近湮没志气的阶段，靠记忆中的期许，背几行雪莱热情奔放的诗，可以拾回一些自信。文学这一泓最清澈的溪流，为齐先生照见了最广阔的天空。而政治，在当年的南开少女心中只有可怕与谎言，又因父亲的告诫，六十年来齐先生从未涉入政治。因此，在这样一部大格局的回忆录中，无处不弥漫着文学的情怀，从三江汇流之处开始，雪莱与济慈就常伴我们左右。

她编写台湾中小学新国文课本时，坚持去党政军化，慨然面对从社会到立法院的质疑非难，这不能说不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但她并非是为了实现她改变社会的政治理想，也未高喊任何追求“进步”的口号。她只是单纯的认为，文学便是文学，美便是美，教育的责任便是把这种美学传递而熏陶。就像武汉大学时，吴宓先生告诉她的那句话：“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这种对于知识和传承的虔诚大爱，不可被任何力量操纵歪曲。在谈到国家文学馆的建立时，她曾烂漫的写到：“因为台湾这样的政治环境，只有文学是超然的，或能不受政党、经济的影响。如果定名为国家文学馆，台湾未来是统是独，它有文学的尊严，任何搞政治的，也没有胆量推翻一个‘国家’。”这种始终坚持文学追求，相信文学有战胜历史混沌和国家霸权的潜力的心态，正是乐山时期武汉大学校长所说的“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的真实写照。齐先生曾说，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下，“弦歌不辍”是她活着的最大依靠。

理想与幻灭

在这本厚重的回忆录里，无处不充斥着理想与幻灭，以及即使幻灭仍弦歌不辍的坚持。父辈那里，有齐先生的父亲齐世英。他十三岁离家，先后去沈阳、天津、日本、德国读书，26岁归国，就参加了郭松龄的“叛军”。郭军一路夺下葫芦岛，再夺锦州，直逼沈阳。可惜郭松龄兵败，齐世英饮恨巨流河。 “九●一八”事变后，齐世英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保存青年力量。遂于1934年在北平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两千名流亡学生，这是齐世英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一群失家的孩子和老师，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汉口，到湘乡，到桂林，到怀远，有车搭车，无车走路，跋涉流离进入四川，托身威远的静宁寺，得以安顿八年，弦歌未绝。抗战胜利后回到故乡，却遭停办46年，不见天日，直到1994年由各地及海外老校友推动，才得复校。那每天清晨升旗典礼的校歌：“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我来自北兮，回北方。”是齐世英一生的宿命。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中国人，三十年后，由于反对蒋介石增加电费以筹措军饷的政策而被开除国民党籍。

亲朋里有英姿飒飒、亲爱精诚的张大飞。他1937年投笔从戎，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飞虎队”。可惜他的生命停留在了26岁，停留在了河南信阳上空。

还有齐先生笔下的南开之父张伯苓、授业恩师朱光潜、忘年之交钱穆，以及那众多在刺刀炸弹下仍怀揣着知识救国梦想的知识分子们。因为他们有理想，有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梦，所以就有了不惧任何困难的力量。

本书的台湾繁体版的腰封有这么一句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对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自己只屈服于真理。正如齐先生本人，笔下绝非只是苦大仇深的悲切之痛，而是饱含家国之念与个人醒思。中山中学的悲壮校歌、著名的《松花江上》，那是家国破碎中先生对那个时代最为深切的情怀。及至后来的种种磨难，反而都成了先生不平凡一生的平凡注脚。

当齐先生六十年后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再度唱响中山中学的校歌，白发飒飒，歌声呜咽，这歌声回荡在松花江上，带着颠沛流离的痛楚越过巨流河畔，最终汇入湛蓝的哑口海。自此，平静的海湾日夜弦歌不辍：唯楚有士，虽三户兮，秦以亡！我来自北兮，回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