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还要回溯到去年的3月12日傍晚，死者陈某应邀至殷某家吃晚饭，席间，陈某、朱某一起喝酒聊天，相敬甚欢。当晚九时左右，陈某骑电瓶车回家的路途中撞到路边行道树，当场死亡。事后，经酒精检测，陈某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04毫克，属醉酒。同年8月7日，陈某家属聘请律师向本院起诉要求殷某、朱某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0余万元。最后，历经几次开庭，法院作出判决。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法院酌情确定由被告殷美兰、朱万华各赔偿损失的2.5%即13000余元，其余损失由原告方自理。

拿到执行申请就有些诧异，印象中似乎这类案件本身就是应该出现报纸、电视的法制栏目中，而不是应该出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基层法庭，竟然还由我作为执行案件的承办人。在送达执行通知书和传票的过程中，首先到了殷某家里。殷某对于法官的到来似乎早有准备，很是淡定。手里洗着外孙的尿布，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间或抽出空有一搭没一搭的敷衍着我们的问话。

“法官，你看我这外孙可爱吧，8个月了。”

“陈某，她死了关我什么事，又不是我撞死的。在我家里吃饭我就应该赔钱，我请她吃饭到变成我不对了，世界上有这种道理？”

“你们法院判就判吧，我最多就2000块。我老公前几年癌症死了，看病的钱欠到今天还没还完。女儿刚生了小孩，又没工作的，女婿就是个服务员，法官你看看我家里有什么值钱的就拿走吧。”

我尽量保持微笑，留下了执行通知书和传票，拍照留置送达。

接下来，到了朱某家里。朱某半躺在床上，左肩打着厚厚的石膏。他的儿子，一个瘦小的年轻人默默的给我们倒了两杯水，走路之间似乎腿脚有些不方便。朱某似乎很不善言辞，谈话很快就变成了一问一答的形式。

“肩膀怎么了，怎么打着石膏？”

“骑车摔了，2月份的事情。”

“受伤了？”

“嗯，锁骨断了，又断了5根肋骨。”

“啊，这要住院的。”

“哦，没关系，医院我们去的，但是在家里也能养好”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了一句“医院太贵！”。

“儿子做什么的？”

“在福利厂里，前年车祸，评了个四级，现在虽然不方便，但政府对我们家还好了，所以日子过得去。”

“老伴呢？”

“前几年死了！”

……

这次，我只送达了执行通知书，传票也没有送。临走，我和朱某说：“老朱，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

他似乎有些谦卑的连连点头：“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我快要出门了，他还在挥手向我喊：“常来白相啊！”

过了几天之后，我约谈了死者的丈夫李某，一个很老实的人。讲了些执行情况后，我问：“怎么当时会起诉30多万？”

“律师和我们说，死一个人至少要赔60多万，我们起诉一半，应该差不多。”

“啊，那律师收费应该不少吧？”

“嗯，收了2万。”

我有些无语，不知道说什么好，“听说殷某请律师也花了5000元，再加上你这2万，总共判决了26000元，你们这官司打到最后变成赢了官司输了钱啊。”

“那我也要打，出了事情后，朱某、殷某就像没事人一样，家里也没来一趟，就每人送了100块钱，搞不懂他们什么意思！”

“你看，现在这官司的打的，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其实，当时他们两个要是认个错……,也不会这样的。”

……

这个案件在我手里执行了近3个月，历经几十次的奔波，最后总算解决了，朱某、殷某拿了一部分，法院的司法救助基金也解决了一部分。但是，回想执行过程总是那样的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觉，事情本就不应发生；发生之后，双方共同联手送给律师25000元律师费，自己一分未得，又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便终于偃旗息鼓，告一段落了。并且，各方对最终的结果似乎也并不满意。李某在念叨赔偿太少，朱某、殷某钱拿的似乎也心不甘、情不愿。作为一名执行法官，对于一件执行标的并不大的案件使用了执行基金，也难以对自己的工作满意。

回想执行过程中，多次去朱某家之后，朱某的儿子指着我叫骂狗官的时候，内心确实曾经有那么一刹那的冲动。殷某的女儿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在我办公室跪下，我只好半跪着和她讲话的时候，内心是有些苦楚的。最后一次，殷某将执行款放在我的桌子上，走出门瞬间飘进我耳朵的那一句“算是看你法官面子，救济他们的”，内心有些酸涩。

选择做法官，或许真就是选择一种痛并快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