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无锡滨湖区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案件，要求离婚的夫妻二人比较特殊，女方是日籍华裔，男方则是一名高级白领。两人因年龄差距、地域差别以及性格等因素而选择“分道扬镳”。不曾想到的是，这对曾经恩爱有加的小夫妻为了夺子，竟然在法庭上演了一出“闹剧”……

不顾反对走入“婚姻殿堂”

2009年5月，一家外贸公司的业务员李浩来到日本出差，在大阪机场等候乘机的时候，李浩结识了一名日籍华裔女子，两人想聊甚欢，彼此产生了好感，互留了手机号。

回国后，李浩主动与这名女子聊了起来。原来，这名日籍华裔女子名叫王歆，39岁，十几年前就移民到了日本，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但已经离婚多年，这些年一直保持单身。

李浩比王歆小7岁，不过当年的他也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在父母的催促下，早已萌生了成家的念头。这样的条件下，两人很快便堕入了爱河，每天煲“电话粥”、发短信联系，如胶似漆。不过，这一场“异国姐弟恋”并没有得到李浩家人的支持，相反，李浩的父母极力反对两人在一起。

李浩早年曾出国留学，思想比较开放，面对家人的反对，他觉得是家人思想太保守，俩人是真心相爱，不应该以世俗的眼光对待。

2010年2月，王歆怀上了李浩的孩子，眼看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李浩家中反对的声音也小了下来，两人便在数月后正式登记结婚，并在北京生下了一个男婴。

结婚生子，生活渐入平淡，越来越多的是责任。但小夫妻二人却没有这个思想准备，由于年龄、地域以及性格等差异，两人的共同话题越来越少，而矛盾隐患却是愈发的多了起来。“甜言蜜语”逐渐被“冷言冷语”所取代，李浩感觉到十分灰心，后悔当初没有听父母的劝阻。

产生矛盾上演“夺子大战”

2012年10月，李浩带着还未满2周岁的儿子回到了无锡的家中。当天晚上，王歆买了从北京开往无锡的火车票，想将自己的孩子带走。两人为了孩子的事情还大打出手，惊动了当地派出所。

眼看夫妻关系已无和好的可能，王歆便将李浩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离婚。

该案第一次庭审中，双方对离婚及财产分割达成了一致，但在子女抚养上双方互不相让，两人都要抚养孩子。

法院对二人的抚养能力进行庭审调查时，李浩向法院出具了其工作及月收入12000元的证明。而王歆陈述其尚未有工作，但其向法院出具了一份日本文件，声称儿子若由其抚养则日本政府每月会提供21万日元的补助。

对于这份未经驻外机构认证的文件，李浩以及其代理律师并不认可。

法官向王歆作了法律释明后，王歆则以其是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法律为由，申请给予其一定的期限去找中国驻日使领馆进行认证。

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王歆向法院邮寄来其书面证据，其中包括一份工作证明，证明其在北京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每月收入为6500元。

拿到该份证明后，法官凭借职业的敏锐感及对案件高度负责的态度，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经过仔细查阅案卷，法官发现王歆所持有的护照签证类型为“L”型签证即旅游探亲签证，根据我国《出入境管理法》的规定，该类型签证是无法在中国获取工作的，如在中国工作必须持有“Z”型签证同时须获取行政机关的工作许可。

由此，法官认定王歆向法院出具的该证据为虚假证据。第二次庭审开始前，法官先后三次询问证据的真实性，而王歆则每次都向法庭陈述其所提供的工作及收入证明是真实的。

法官随即休庭，并向王歆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法》供其学习。在法庭强大心理攻势下，在凿凿证据面前，王歆的心理防线崩溃，声泪俱下，如实向法庭陈述伪造证据的过程并向法庭承认错误，但其再三强调是为能够获取儿子的抚养权才出此下策，这是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希望法庭能够谅解。

法官根据案情事实并结合王歆的认错态度，对其作出罚款6000元并责令其作出书面检讨的处罚。王歆表示诚心接受处罚，对法官的批评、教育表示感谢，并再次保证今后绝不再做类似的事情。

后续：关于抚养权的归属

关于抚养权问题，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王歆目前尚无正式工作且生活居住尚未稳定，其所提供的在日本单身母亲抚养子女每月可获得日本政府21万日元补助的政策文件，因内容未有中国驻日使领馆的认证，即使文件内容真实其也未能有证据证明其可获得该补助。

故法院认为，王歆未能有效举证证明其在经济上有能力抚养孩子。其次，李浩目前在无锡工作稳定，收入丰厚，其在经济上有能力抚养孩子，可承担起孩子今后的生活及学习费用；第三，孩子目前在李浩处，且跟随李浩父母共同在无锡生活至今，孩子已习惯目前的生活环境，加之李浩父母明确表示有协助抚养、照料孩子的意愿，可以认定孩子跟随李浩生活较为稳定，李浩可以尽到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综上，法院认为从孩子的健康成长角度考虑，由李浩抚养为妥。因李浩明确表示若孩子由其抚养，则不需王歆支付抚养费，故孩子的抚养费由李浩自行承担，王歆无需向其支付抚养费。（文中人物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