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28年，北洋军事集团执掌中国政权，史称北洋时代。印象中，北洋是个赳赳武夫争权夺利的时代，是个列强环饲国运衰微的时代，是个亿兆生民流离失所的时代，总之是个不好的时代。但是历史是否就如后世传说的那样，正者至善至美，邪者大奸大恶，犹如京剧脸谱，忠奸善恶、泾渭分明。翻读资深报人李洁的历史随笔《文武北洋》，其细腻的笔触，自然的叙述，翔实的史料，逐渐颠覆了我对北洋时代固有的认识。“每个历史人物都很复杂，尤其是大人物”，易中天诚不欺我。

袁世凯小站练兵，以西洋近代军事方法操练新军，北洋军事集团发轫于斯。晚清政权危如累卵，武昌首义，迫使清廷将袁世凯和他的北洋集团推至历史最前台。乱世之中，枪杆子才是硬道理。以强大武力为后盾，袁世凯逼迫年幼的清帝逊位，忽悠革命党人交出南方半壁江山，最后如愿登上大总统宝座。如果不是为了过把皇帝瘾，老袁可能不会去签什么劳什子二十一条，可能不会成为漫画中那只手持专制大刀的“老猿”，也可能不会在千夫所指、众叛亲离中绝望死去，不会背负独夫、民贼的骂名，遗臭至今。历史没有如果，所以老袁臭了。老袁一死，北洋群龙无首，集团内派系分立，皖系的段祺瑞，直系的吴佩孚，奉系的张作霖，纷纷粉墨登场，又匆匆谢幕离去，北京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这些北洋大佬，都是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但因为老袁称帝，老段、老吴血案在身（三一八惨案、二七惨案），老张杀害了李大钊，历史的污点，如白衬衫上的油污般显眼，所以他们只能是枭雄。不过枭雄也是有骨气的。下野后，老段、老吴这样的老军阀断然拒绝日本人的拉拢，而面首一般的民国大员汪精卫，却从重庆绕道国外，飞扑入日本人的怀抱。那段“张作霖手黑”的轶闻流传至今，说老张故意将“墨”写成“黑”字，以示东北三省寸土不予日本人的决心，这也许是日本人为什么要在皇姑屯炸死他的原因。后世简单地给这些历史人物带上卖国贼、刽子手的帽子，或许并不那么公允，揭开一层层面纱，或许会发现他们，更复杂，更立体，更有血有肉，毕竟这是个枭雄辈出的时代。

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已久，偌大的华夏之国，被列强或租或借，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以至于国内的政治势力大都与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老袁、老段、老张与日本人走的很近，国民党接受苏联的资金、枪械和教员，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活动经费大部来自共产国际。英美，日本，甚至是苏联，出人、出钱、出力，并非是国际好人主义精神泛滥，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国家利益诉求，英美要市场，日本要土地，苏联要盟友。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在外国援助面前，北洋大佬们在国家利益上坚守的并不彻底，这也就是这哥几个倍受国人诟病的地方。后世称他们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但这种表述未必准确，他们还是有底线的。二十一条老袁并未全签，有迹象表明二十一条内容是在其授意之下外泄的，意图引起欧美列强的干涉。老袁还编印《中日交涉失败史》五万册，藏于鲁境，以示忍辱负重之心，卧薪尝胆之志。老吴在北洋大佬中，绝对是个异类，在其威望最高时，决绝对外宣告，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得势时，苏联人抛出媚眼，愿意援助他统一中国，失势时，日本人腆着老脸，愿意帮助他重回政坛，重掌军队。但老吴民族气节尤重，坚守住“不结交外国人”的承诺，让苏联人碰了一鼻子灰，在日本人脸上狠狠甩了一记耳光。北洋时代，中国内忧外困，外敌环饲，群魔乱舞的外国势力，激荡人心的爱国民意，难以割舍的自身利益相互交织，将执天下牛耳的北洋大佬们网罩其中，让他们在治国、富国、强国的历史命题之前，未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咳，谁让这是个错综复杂的时代呢。

辛亥革命终结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在民国前几年，帝制曾有过两次短暂的死灰复燃，一是老袁称帝，二是张勋复辟，但老袁的挚友徐世昌、忠实部下段祺瑞等北洋大佬，俱以不合作的姿态抵制老袁称帝，张勋更是被老段直接率军赶出了北京，可见共和是人心所向。以后，共和之路虽非坦途，却也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也是在北洋时代，影响以后中国近百年格局的政治力量，也肇始于兹。在广东，孙中山先生在苏联特使鲍罗廷的帮助下，重组国民党，创立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积极筹划北伐大计；在嘉兴，今日之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也诞生在南湖一艘普通的游船之上。说回到北洋大佬们，他们除了抢钱、抢人、抢地盘之外，也还是做了些有益于国人的事，老张大半家财用于兴办教育，修建铁路；下野后的黎元洪兴办实业，热心慈善，他赞助的南开学校，众多学生中就有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建国后，总理仍记得老黎曾说过的“有饭大家吃”的名言。光明孕育于黑暗，北洋是个不算太好的时代，但也是个思想空前活跃、政治理想激荡的时代，总之是个孕育希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