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是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被告是大儿子、大儿媳和孙女，诉争的是一套70平方米的安置房。为了房子，老夫妻两个和小儿子、女儿形成一帮，和大儿子一家多次吵过、闹过、哭过，甚至打过，还去过村委，去过拆迁办，事情越闹越僵，矛盾越来越大。

开庭时，三个被告均拒不到庭。我一次又一次电话联系大儿子，大儿子左一句工作忙，右一句随便你法院怎么处理。来到大儿子家，家里铁将军把门。又到村委，调解主任打电话联系，大儿子又是一句“随便老的怎么搞，我不会去法院的。”调解主任摇摇头，大儿子不肯出面解决，这个事情没有办法了。

晚上六点，我带着书记员再次来到大儿子家。大儿子一个人在家，法官晚上登门，他大吃一惊，最终还是开了门。我耐心地给他释法明理，两个多小时谈下来，大儿子觉得我讲得有道理，70平方米的安置房应该给父母，但是父母不应该把子女告上法庭，也不可以偏袒小儿子，而且家里女主人不在家，他们要好好商量一下。“你们当然要好好商量一下，过两天我们再来，你把妻子和女儿都叫好。”我给了他一定的时间考虑。

二天后，同样在晚上六点，我和书记员又一次敲开了大儿子的家门，大儿子没有食言，一家三口都到齐，同时还有几位意料之外的客人：帮他撑腰的律师朋友。对我二天前晚上两个多小时做得工作，律师朋友轻飘飘来了几句“这个案件判不一定你们输，你们要考虑清楚。”旁边的几个朋友也七嘴八舌，大儿子立马犹豫，大儿媳开始数落公公婆婆对她的不善，越讲越激动。

我知道今天的“程咬金”来者不善，没有多讲什么，而是从案卷中抽出来老房子的建房申请手续、土地使用权证办理手续、拆迁安置协议、拆迁办的证明材料递给律师，律师看了之后，说：“哎呀，这些材料都没有给我看，我不清楚啊，看来老房子都是老人造的，拆迁政策还是按人头安置。”我马上对律师予以了肯定：“律师就是专业，一看材料就知道了，按人头拆迁么，老房子的补偿款谁造房子就谁拿。律师你说说看，老夫妻两个现在就只要70个平方房子过不过分，这个官司要不要打到底？”

又是一轮说法说理的工作，大儿子夫妇最终同意房子归原告所有，但是不肯承担诉讼费用。我拨通了原告的电话，原告没想到法官这个点还在做调解工作，很爽快的答应了被告的条件。本来想让原告到被告家来签协议，考虑到双方碰头有可能引发矛盾，我就在电话里沟通了调解内容，宣读了调解协议。

被告一家三口签好字，时钟已经指向了九点，我开车前往原告住所地，原告早早得等在小区门口的路灯下，看见我，连说“想不到，想不到，辛苦你们了。”

其实，作为法官，案结事了的幸福感和成就感可以带走所有的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