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洗脚妹”刘丽当上人大代表，说：“我代表所有的打工者，我要为他们说说话。”全国两会上，刘丽的建议，有分量、有质量，以“农民工”为本，为农民工说了“难以启齿”的实话。

许多年轻的农民工组建的“临时夫妻”，表面上看，性质恶劣，刺痛了道德伦理和法律底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话人们耳熟能详，直面许多年轻的农民工的道德沦丧和知法犯法的现实侧面，是他们追求城市幸福的渴望与梦想。

笔者认为，“临时夫妻”罹患城市病。患病的不单“临时夫妻”，即便部分长期分居仍然坚守底线的农民工，被压抑已久的情感渴求和生理需求也让他们患上不同程度的城市病。

城市病无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均衡、潜在的就业歧视、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户籍和社保等政策滞后等一系列因素造成。“第一个连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朱雪芹说少管所85%是农民工二代，由此可见城市病的辐射之深之广之可怕。

2008年的时候，农民工代表首次参加两会，人数是3人，5年后，这个数字是31人。这个数字让人惊喜和欣慰，说明我国现行政治体态越来越完善，民主法治的进步实实在在让农民工们拥有了更多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两会上那些农民工代表的建言，引起了舆论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建言之后，如何回应并付诸实践更令人期待。经济腾飞、国力日盛的今天，回应农民工精神和价值追求，让他们远离城市病，有尊严、体面的过上幸福与美好的生活，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

党的十八大报告里说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这才是根治城市病的“药方”。笔者以为的城乡一体化，是政策不断地向乡村倾斜，在治理城市病的同时，加大投入扶持乡村，因为乡村的边缘化、空心化问题更需要吸引更多的农民工甚至城市居民甘愿选择回到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