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达难同执行难一样是困扰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特别是司法实践中诉讼文书的邮寄送达，信件退回率达到30%多。按照邮寄挂号信每封4.2元计算，每月退回信件仅基层法院即达到两百余封，司法资源应当是遭到极大浪费。为此，笔者对诉讼文书送达率低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

一、原因

一是当事人提供的地址不准确。一方面原告为了急于立案或因诉讼时效问题，在起诉立案时所提供的地址不准确，甚至是虚假地址，导致送达时根本找不着受送达人。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建设拆迁，流动人口住无定所，原告提供的受送达人地址模糊，甚至是同一个受送达人，其生活、工作、住所地并不在同一区域，使送达难度成倍增加。

二是受送达人住所无人无法送达。目前随着农民观念的更新，农村外出人员大量增多，有的甚至举家外出，还有的当事人外出上班、做生意，邮政人员在上班时间投递，当事人家中无人接收，只有按其内部规定而以家中无人为由将信退回法院，导致庭审活动无法正常进行。

三是法人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在签收文书时相互推诿。在向一些政府或者企事业单位送达法律文书时，政府和企事业的工作人员对法律文书的签收推来推去，都不愿意签收法律文书，使送达工作无法完成，直接影响案件审理。

四是邮寄送达中邮政机关的送达地位不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没有明确规定邮政机构是民事送达程序的主体。邮递人员递送诉讼文书时的身份并未发生转变，这就使得其承担的责任与其所实施行为的重要性极不相称，在实践中出现了部分邮局业务人员责任心不强、胡乱投递的现象，导致诉讼文书送而不达。

二、对策和建议

一是立案时确立当事人的详细地址责任制。从起诉立案阶段到案件审结阶段，承办人要告知案件当事人提供错误地址的法律后果，并将该告知情况记入笔录，由当事人确认。

二是确立邮政机关的送达主体地位。可以将邮政机关作为送达的主体，明确赋予邮政机构送达主体资格，具体负责送达诉讼文书的邮局业务人员准用法院送达人员的规定，以增加邮寄送达的公信力。

三是扩大应送达地点及签收人范围。除了当事人的住所外，当事人的居所、工作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所、事务所都应该成为送达地点，即尽量以能找到当事人的场所为标准规定应送达地点。另外，可引导当事人提供和确定实际的代收人，在对受送达人送达不能时，可以向代收人送达。

四是当庭宣判的案件附加送达说明。当庭宣判后，只要当事人到庭，其已知道法律文书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庭宣判与送达具有相同的效果。当庭宣判的，应告知其七日内到法院领取法律文书，否则视为送达;当庭宣判后，对恶意逃避法律责任的当事人，将情况记录在卷，不必再送达。

五是借鉴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将诉讼文书交给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等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但必须做到：(1)确实曾向当事人的住、居所等送达地点送达而未见到受送达人;(2)征得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相关人员的同意;(3)制作送达通知贴在送达地点，记明寻找受送达人的情况及文书的性质、文书已经交给村委会、居委会的情况、送达的法律效果等等，并在笔录中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