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随着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其在为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该群体的犯罪问题亦日益突出，深入分析其犯罪的特征、原因，提出可行性的防控对策，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特征

1、犯罪形式团体化，共同犯罪比例高。新生代农民工为了提高生存和自我保护能力，往往以亲缘、地缘为纽带，拉帮结派，结合成固定的团体，犯罪从众心理较强，群体性共同犯罪高发。

2、犯罪手段智能化，预防控制难度大。新生代农民工对新鲜事物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增强，实施犯罪时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手段和方法越来越现代化，对其防控难度增大。

3、犯罪类型多样化，侵财性犯罪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类型呈现多样化，包括侵财性、暴力性与性侵犯罪等，其中以侵财性犯罪为主要类型。

4、犯罪主体低龄化，自制能力存缺陷。实施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年龄不超过25周岁，未成年人亦占有一定比例，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他们涉世未深，情绪不稳定，做事易冲动，自制能力差，往往由于一时冲动而走向犯罪深渊。

二、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原因分析

1、 社会歧视和贫富悬殊导致心理失衡。我国现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以此为依托的社会福利、教育制度等，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里人平等的待遇。加之当前社会各阶层贫富悬殊，许多富人习以为常的消费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却无法企及。城市“边缘人”的尴尬处境与使其心理失衡，容易萌生用极端行为来对抗这种不公的想法。

2、 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低导致承受力弱。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层次多停留在义务教育水平，加之专业技能欠缺，只能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收入低，加之职业偏见与歧视普遍存在，使得他们无论是经济承受力还是心理承受力都较为薄弱，容易感到绝望、厌倦。

3、 家庭教育和情感交流缺位导致偏执反叛。良好的家庭环境和氛围有利于人的健康人格和良好习惯的形成。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小时候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忙于生计的父母对其心理、生活的关爱和行为的监督同时缺位，家庭教育的缺位使他们存在一定的情感障碍。成年后到城市打工，与家庭的联系少，对家庭的依恋逐步弱化，而因而他们在内心有矛盾和纠结时也不会选择向家庭成员诉说，缺少排解和发泄的途径，致使做事易偏执，极大增加了犯罪的可能性。

4、 社会保障缺失和维权意识淡薄导致仇视不满。现行制度和政策的滞后，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很难享受到与城市人相同的保障和福利，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工伤得不到赔偿，失业得不到救济，微薄的薪酬还常被拖欠，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得到的外力救济有限，致使他们对社会容易产生不满甚至仇恨。由于他们法律知识欠缺，维权意识淡漠，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采用自力救济手段讨回“公道”，极易引发聚众打群架、伤害他人等犯罪行为。

三、防控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对策建议

1、 以社会公正为基础，破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因此而引发的具有城乡差异的其他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导致了社会的不公，伤害了新生代农民工朴素的情怀，加剧了城乡矛盾，是他们融入城市的最大障碍，也成为他们犯罪的制度原因。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联的制度，以相对宽松的准入制度、公正平等的国民待遇，为他们融入城市提供可能。

2、 以强化管理为重点，减少或避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发生。相关职能部门应进一步强化管理，联合执法，多管齐下，实现综合治理，提高动态环境下治安控制能力。可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地区加强管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从业状态、家庭状况、违法犯罪前科等情况进行登记，依托社区和协管力量，抓好社会闲散人员、有轻微违法行为人员的管教工作，防止治安问题的发生；同时借助同乡会、企业工会等组织，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决乡亲、邻里、同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消除不安定因素。

3、以教育引导为抓手，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与技能。可以根据城市用工实际、专业工种、求职者自身素质及其就业愿望等具体情况，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职业培训工作，以强化其城市生存能力，从而保证基本物质需求。同时也要从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需求出发，通过开展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心理健康辅导以及多样化的文娱活动等，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及消除心理误区和浮躁、消沉、压抑等不良情绪的能力。

4、以挽救教育为方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助其迷途知返。认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深层次原因，本着挽救、教育的方针，正确贯彻轻刑化司法原则，落实好社区矫正工作，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端正他们因一时犯罪而产生的失落、悲观、逆反等不良心态，鼓励他们积极接受改造，早日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