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8日，宋某与某分公司设立的仪征营业厅的“负责人”李某达成短期借款协议，协议明确规定：由宋某借给该营业厅人民币10万元，期限为3个月，到期付息5000元，逾期追加罚息1万元。协议达成后，宋某按约当天将人民币现金10万元交给了李某，同时，李某向宋某出具了盖有该营业厅印章的借条1份。借款到期后，宋某多次向该营业厅追要均无结果。由于该营业厅是某分公司所设立，某分公司又是某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宋某遂将某公司及其设立的分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偿还该笔借款本金及利息等计11.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案外人李某不是某分公司设立的仪征营业厅负责人，某分公司设立的仪征营业厅，任命和登记的负责人是张某。李某用该营业厅的营业执照刻制印章时，既未经该营业厅的负责人及某分公司批准，又未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准刻手续，其行为属私刻印章，由此而产生法律后果由行为人自负。因此，原、被告之间未发生民事借贷法律关系，宋某所诉被告主体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宋某起诉。

宋某对一审裁定不服，以被上诉人不能出其合法刻制的印章，李某所从事的借款行为是职务行为，是得到被上诉人授权的，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为由，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原裁定并发回重审。该案经扬州中级法院审查认为，李某刻制某分公司仪征营业厅的印章，未征得某分公司同意，此节事实有李某在原审陈述为凭，某分公司仪征营业厅的负责人为张某而并非李某，故对上诉人所称李某从事借款行为是职务行为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李某向宋某出具的盖有某分公司仪征营业厅印章的借据，借据上的印章是否系李某私刻行为。从本案的审理过程来看，证人李某认可自己刻制该印章时没有向营业厅的上级公司汇报，也没有向营业厅负责人汇报，原告宋某没有证据证明李某系该营业厅负责人。李某认为自己是营业厅的实际负责人，但是营业厅的上级公司并不认可，李某也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李某系营业厅实际负责人的身份并不能认定，而且某分公司登记设立了营业厅，任命和工商登记的营业厅负责人是张某。根据1993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审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第61条规定：合同签定人以窃取单位公章，盖有单位公章的合同书签定经济合同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一切责任由盗用人自负。第65条又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1999年对1993年的纪要进行了修改，但对65条没有进行修改）：“未经单位领导批准，刻制本单位公章签订经济合同的，应该确认合同无效，一切责任由合同签订人自负”。《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制发印章的机关，对于印章的刻制和发送必须加强管理，严格手续。刻制机关印章的工厂或刻字社，必须取得用章单位的上级委托书和公安部门的准许，才能刻制，对于伪造印章和使用伪造印章者，应当依法惩处”。本案中李某在印章的刻制过程中，未经过上级公司的受权和公安部门的准许，在未办理必要的准刻手续情况下而刻制印章，其行为违反了公安部关于公章刻制的有关规定。因此，应当认定李某的行为是私刻印章的行为。

本案李某只是某分公司的代理商，并不是某分公司仪征营业厅的负责人。李某向宋某出具了盖有某营业厅公章的借条的行为应属于无效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因李某只是某分公司的代理商，并非营业厅的负责人，其向宋某出具盖有某分公司仪征营业厅印章的借据，所产生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一、二审法院作出驳回宋某诉讼请求的裁定，于法于理均相符，这样处理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