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书我以前是没有读过，《万历十五年》是我读的他第一本书，所以我觉得对于他的书应该是相见恨晚了。黄仁宇对中国明代历史的分析确有独到之处，也让人感觉到很客观，他的写作风格即注重分析，又在关键之处予以小结，他分析问题的眼光既戴上了“显微镜的眼光”，又同时具有“望远镜的观点”这也是他的大历史观吧！所以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  

“中国二十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结症。”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包括道德方面的文化遗产。道德虽对人的思想行为有一定的约束，对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帮助，但完全以道德代替法律，以今天的眼光看来，那是十分落后的。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其不可代替法律，但也不是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所以我认为在当今法治提得比较火爆的今天，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应当如上下级一般，道德管宏观的大事，法律管具体的事，道德对法律做出宏观的引导，如果，具体的小事也由道德来插手，那法律便会受到冷落，而道德对千差万别的具体事件也管不好，这势必使中国又回归到“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历史轨道，或者至少也会延缓中国法治的进程。

“财政上死板，混乱与缺乏控制，给予官员们的俸禄又微薄到不合实际，官员们要求取得额外收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10倍的年俸。”其它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升官的机会。“大多数人觉得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这种似合法非合法的收入，中央听之任之而又不公开承认。”由于首先观念的不实事求是，导致主观上要求官员成为人民的公仆，并且待遇也不切实际的低，然后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官员们作为有自己私人生活的个体来说，必然会暗中谋取私利，既然在暗中，各人谋多谋少则看“手段与本事”了，所以腐败又是不可避免的了。要能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从观念上改变政府官员的公仆的性质，他们同样是人民的一员，他们也有自己的私生活。其实，官俸的多少应合乎实际的标准，而不至于一定要通过别的手段敛财。

“他（戚继光）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所以一个人的成功，一定要适应他所生存的环境，一个制度的推行也一定要适应其周围的各种背景，或许可以说是政治生态环境吧，所以在中国要施行改革，除了制定出好的制度外，还要分析这种制度所需要的“土壤”，分析中国特有的历史背景，把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具体我们施行一项制度或措施，一定要得到上方宝剑，才能真正地施行这项制度或措施。

“李贽属于地主阶级的下层，所以他对传统有反抗的倾向；耿定向是大地主，所以偏于保守。”在一个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人们是处在各个层面的，对个人政治观点的分析一定要结合其社会阶层来分析，所以在分析个人观点的优缺点之前，有必要对当时的社会阶层状况进行分析和了解。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所以政府在管理过程中出了问题，不能只批评民众，而应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八小时以外的管理”问题，政府不能不仅从口头上讲讲严重性，道德上施加压力，而实际上是看运气，没出问题说明“八小时以外的管理”管得好，出了问题就乱找“羊官”。事实上管理的问题应有管理来解决，要拿出一个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才行，而不是光喊口号，或一味将责任和任务摊派到基层单位，一拍手了事。

“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在当今中国，一遇到什么特殊事件，人们首先就罗列出一串道德方面的词汇，而不是找出体制的弊端，其责任的根源。比如一个职务犯罪的人，媒体在对其进行介绍时一定会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加上“道德败坏”之类的词。事实上我们更应从法治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

“如果一个总理河道的御史执行他的规划尚未及半，突然被免职，而他的继任者又采取完全相反的主张办事，则百万生灵，就可能牺牲在这种官僚政治之下。”所以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单位，某些房子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有些路挖了又修，修了又挖，这是领导的更换，个人观点的不同所致。现在不是提倡“要不以领导人的更换而更换”吗，而简单地这样喊口号同样没用，要用一种制度来保障才行。所以中国期待法治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