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听到三毛的《橄榄树》，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这一举动似乎与自己的法官身份不相符，也曾一度被同事解读为是因为我懂得音乐的缘故。其实我哪懂得什么音乐啊，只是它触动了我心灵深出那深深的感动，使我不由自主地勾起对那段难忘岁月的回忆。

17岁那年，落榜的我带着无限的惆怅与落寞告别了我的亲人和家乡，只身来到万里之外的边陲小城去寻找新的梦想。那是一座曾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驿站的地方，深深的街巷、明亮的石板路、挺拔的白杨、纵横的灌渠、尖尖的教堂屋顶和虔诚的祈祷声，以及满头辫子、高鼻梁大眼睛的姑娘，所有这些都使得这座城市无不充盈着异域情调，也是它留给我的最初记忆。我所投奔的亲戚是当地一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他用热情和为难迎接了我，从他的眼神中我预感到我此次到来的结果，但我没有选择，即便是一根若隐若现的稻草，我也无限憧憬地希望抓住它。在那座被大漠包围的小城生活的短暂的岁月里，我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萧杀、人生命的弱小，我也真正体会到世事的艰难。

移民高考未果，无言见江东父老的我开始了人生第一份工作：在果酒厂做临时工。那是一个建在城市边缘、三面被戈壁包围的酒厂。用现在的眼光看那个厂规模之小令人汗颜，只能称之为作坊。但它所产的葡萄原浆却远销海外。我是快乐的也是无奈的：无奈是因为前途渺茫，而快乐是因为我毕竟有事可干，虽然是个临时工。我的工作是将原料送到输送带，那是个力气活，我干起来比较吃紧，但每到关键时候，总有一位工友来帮助我。他叫买买提.肉孜,是位英俊的维族小伙子,高大、健硕、卷发，说着略感蹩脚但别有韵味的汉话，长期的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这一年秋末的一天，肉孜邀请我到他家做客，说有喜事告诉我，我欣然前往。当我到他家时已有十几位不同民族的年青人在他家。我真的惊诧于他家的整洁与温馨了：宽大的房子，布满葡萄藤的庭院，令人眩目的挂毯和地毯，还有电视机和三洋双卡手提式录音机呢。 这些可是生活在物质极为匮乏苏北农村的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从未见到过的。肉孜的母亲阿依古丽阿姨??位民族中学的教师，大方、得体、善良，她代表肉孜的父亲??他父亲是当地一位重要的官员，应当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副县长，欢迎我们到她家作客，来祝贺肉孜20岁的生日。他母亲特别把我介绍给大家，说我来自万里之外，是肉孜的好朋友，还是个爱读书的青年，希望大家多关照我。接着家宴开始，肉孜拿出抓饭、烤羔羊、葡萄酒招待大家。维吾尔民族是个歌舞民族，肉孜的生日，唱歌跳舞是必不可少的。我和肉孜的朋友喝着，围着篝火和录音机跳着、唱着。也就在这天，我第一次听到了《橄榄树》，低沉哀婉、充满着无奈，歌曲与其说是深深地打动了我，倒不如说是写出我当时的境况，使我心灵产生强烈的共鸣和震撼。我流泪、我痛哭，继而不醒人事醉倒在肉孜家直到第二天中午。

不几日，肉孜向我告辞，他要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给领导开车了。“倪，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会经常来看你的，你的处境我会帮你改变的，请你多保证”。说完，抱着我大哭。我竟无语凝噎，我无法面对朋友的别离，只是傻傻地看着他远去。

第二年春天，当地沙尘暴肆虐，我的处境也越来越糟，因为我长久地人篱下已招致亲戚厌烦，而做临时工也非本人的最终追求。在那段寂寥的日子里，与肉孜友谊成为我唯一的慰藉。

这一年的4月6日上午10时，我正在车间干活，突然一个工友踉踉跄、面色苍白地跑来告诉我：“肉孜死了，去接领导老婆的路上，突遭沙尘暴，被冻死的”。我栽倒，继而大病一场。

不久，厂里因为当地待业青年就业压力大，将盲流的我辞退。

那一年，一个十八岁的口里青年在失去友谊、丢掉事业后，带着孤寂、忧伤、疲惫离开这座边陲小城，一路上他耳边不停回荡着：为什么流浪、为什么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