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方系受害人沈某的近亲属，被告刘某、丁某、周某、汤某系与沈某一同钓鱼的人员，被告张某系水泥船船主。2014年6月23日上午，刘某、周某两人一起在东台市许河镇联心大桥桥下一石墩上钓鱼。同日13时许，受害人沈某与汤某、丁某三人一起来到该桥钓鱼，刘某将船划给受害人沈某，沈某再划船将刘某送回石墩，并逐一带丁某等钓友到其他不同的石墩钓鱼。钓鱼结束后，沈某划船带刘某时，在上船过程中两人不慎落入河水中，刘某在河水中将沈某往岸边推但未推动，后沈某沉入河中，刘某自救上岸。在水泥船接送时，张某不知情也并不在现场。事故后，丁某、汤某、周某3名钓友与原告方达成调解协议，每人自愿一次性各补偿8000元。刘某给付原告方5000元，但未能达成赔偿协议。后原告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刘某、丁某、周某、汤某、张某等五名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方各项损失计724116.4元。

　　本案系在共同钓鱼过程中，受害人义务划船接送其他钓友溺水身亡引发的诉讼，主要争议焦点为：

　　一、受害人的划船接送行为是好意施惠行为还是帮工行为？

　　关于受害人与丁某等4名钓友的法律关系，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害人划船接送其他钓友的行为系无偿的好意施惠行为，是基于助人心理而为的情谊行为，不是欲发生一定私法效果而为的法律行为，双方之间未形成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只有在丁某等4名钓友存在过错的情形下才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受害人自愿划船接送丁某等4名钓友到桥下石墩钓鱼，其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行为，且划船的目的单纯是为了其他钓友到好的地理位置钓到更多鱼，受益的其他钓友没有拒绝这种情谊行为，故双方形成帮工关系。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帮工行为与好意施惠本质上都是一种情谊行为，体现我国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混淆，两者存在很多相似之处：1、无偿性，无论是义务帮工还是好意施惠，行为主体都不向相对方要求给付任何劳动报酬，出于“情谊”或“好意”而为之。2、合意性，在帮工关系中，被帮工人对帮工行为没有表示拒绝，好意施惠施惠人和受惠人也是如此，双方达成一致合意。3、利他性。在义务帮工关系中，帮工人纯粹是为了被帮工人的利益，被帮工人是所有利益的享有者，而好意施惠中，受惠人也直接受益于施惠人的施惠行为，如义务为他人捎带物品、无偿搭乘等等。

　　但是两者存在明显不同，帮工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而好意施惠既不是法律行为，也不是事实行为，是一种不引起权利义务变动、不产生法律效果的独立概念。“帮工”不是专业的法律用语，在司法解释中是指“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在《侵权责任法》第35条中，直接把帮工关系归结到“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好意施惠的概念来自德国判例学说，我国的王泽鉴先生对好意施惠的定义为“其为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基于良好的道德风尚发生的一方实施，另一方受惠的关系”。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1、帮工具有一定的劳务性，提供劳务活动是认定帮工关系的必要条件，而好意施惠行为例如到站提醒、代收信件等，为被帮助人带来的利益过小，不属于劳务行为。2、从行为目的看，帮工人纯粹是为了被帮工人的利益而从事相关活动，而好意施惠中，如搭顺风车并非专门为受惠人提供帮助。3、帮工人根据被帮工人的指示从事相关活动，而好意施惠中，施惠人的行为意愿可能与受惠人的意愿相一致。4、归责原则不同，帮工人在帮工活动中受到损害，适用无过错原则，而施惠人在施惠行为中受到损害，只能依据侵权责任法中的一般过错原则来主张赔偿。本案中，受害人沈某接过刘某划过来的船，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其系根据丁某等4名被告的要求，划船分别接送到石墩或船上等较好的位置钓鱼。在80米宽的河中，受害人以划船的劳动形式为其他钓友提供便利，具有一定的劳务性，其行为任务是带其他钓友到更好的位置，行为目的纯粹是为了他人钓到更多的鱼。丁某等4名钓友没有拒绝受害人临时为其提供的划船接送行为，是直接受益者，其也无需向受害人支付报酬，因此，受害人的划船接送行为宜认定为帮工行为，双方产生帮工的法律关系。

　　二、其他已接送的丁某、汤某、周某3名钓友是否对溺水身亡的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对受害人溺水身亡的损害后果，已完成接送行为的丁某、汤某、周某等3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三种明显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害人为被帮工人丁某、汤某、周某、刘某等4人的钓鱼行为提供了接送服务，丁某等3人作为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的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适用公平原则，由丁某等3人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从损害发生的时间看，受害人对丁某等3人的接送行为已完成，帮工关系结束，且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

　　首先，从合同角度分析，帮工关系是一种无需要约和承诺的事实合同关系，合同义务履行结束后，帮工关系宣告结束。存在多次帮工行为的侵权损害，应以产生侵权行为的帮工过程来认定，由发生损害时的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在相互之间事先没有约定的情形下，受害人出于道德或情感等某种原因，义务划船分别带丁某、汤某到南侧第二、四个石墩上钓鱼，后在钓鱼结束后，又划船接丁某、周某到岸边，受害人履行单务合同的接送义务，钓友默认受害人的接送行为，在接送行为发生时，受害人分别与乘船钓友形成一对一的帮工关系。受害人将钓友送达目的地后，合同义务履行结束，该钓友不再对划船的接送行为受益，双方的帮工关系宣告结束，在受害人接送另一名钓友时，成立新的帮工关系。因此，受害人的损害不是发生在与丁某等3人的帮工过程中，且双方已签订调解协议，各补偿受害人家属8000元，因此，丁某、汤某、周某不应当再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第1款“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该款规定的补偿责任，适用的情形是指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情况下，在受益范围内对帮工人的损失承担补偿责任。该条第2款“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该款适用的前提是损害发生的时间为帮工关系发生时，在帮工人遭受第三人侵害、直接责任人赔偿不足时，由被帮工补充不足部分。因此，主张由丁某等3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观点也不能成立。

　　关于被告刘某应承担的责任份额，笔者认为，根据民法过错相抵原则，受害人在帮工活动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应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首先，受害人沈某经常外出钓鱼，其应对水面和人身安全具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何况事故发生时是在3米多深、80米宽的河中钓鱼，增加了溺水身亡的潜在危险，其明知自己水性不好却未告知刘某而径行划船接送，未能采取防范措施，亦未能尽到相应安全注意义务。况且受害人接送被告刘某使用的水泥船也并非为运送人员所用，故受害人沈某对其自身溺水死亡具有过错。其次，被帮工人刘某在受害人落水后，第一时间采取了往上推的施救措施，虽未成功，但其积极施救的行为应当值得肯定。东台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刘某赔偿原告方各项损失计311444元；二、驳回原告方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原告方不服申请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应当继续弘扬互相帮助、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从道德上对义务帮工的情谊行为进行引导，从法律上对义务帮工的情谊行为进行鼓励，但是在这善良动机下的行为人，应当尽到普通人最基本的审慎注意义务，预防和减少不负责任的义务帮工行为给自身及他人带来的损害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