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代，是一个对自然山水觉醒的时代。人们在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悠游中，培育了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和创作热情，中国山水文学从而走进一个兴盛的时代。

庐山的山水胜境，是文人寄托情志的理想之地，由对自然审美而产生的审美观照，折射出中国山水散文的光灿。

山水小品，正是在晋宋之际勃兴起来的。山水小品，与山水诗的成长几乎同步，是一种表现山水之美的特殊散文。

山水与散文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从地志、山水小品、山水记的山水描写，以至后来的山水游记的大量出现，生动地反映了山水与散文结合，从量变到质的飞跃的全过程。而庐山，却鲜明的留下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历史印迹。

晋宋之际的山水小品，主要有诗序类山水小品、书信体山水小品。诗序类小品，具有代表性的有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慧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陶渊明的《游斜川诗序》。

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记乡里，以记其时日。

文章短小优美，点明出游的日期和地点，以游览斜川、观赏山水为题旨，着意刻画了近观远眺之佳景，突出赞美了独秀于泽畔的障山，抒发了对山水美景的浓厚情趣和爱恋，并由此引发出“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的慨叹。

以书信形式来表述山水之美，在晋宋之际相当盛行。其中，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是佼佼者。这是鲍照被擢为国侍郎，随临川王刘义庆出镇江州时，途中写给其妹鲍令晖的信。信中所写内容，几乎全是作者所见的美妙景致，尤以遥望庐山奇丽壮观的描写，最为生动出色。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峰与辰汉相接，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夕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降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此文本虽为一封家书，内核却是一篇山水游记。此本作者是虽未以游记为题，却可称之为游记的先驱，因而近人刘师培在《耀采篇》中，将此称之为“游记之正宗”。

唐代，以序，书形式记述山水，依然在文坛上盛行。李白的《送从侄李遄游庐山诗序》，清新流动直抒胸臆，是一篇值得欣赏的山水小品。李白在此序中对庐山的描述，实际上是他游庐山的见闻和美的感受，其中最令人品味的是：

“方告我远涉，西登香炉。长山横蹙，九江却转。瀑布天落，半与银行争流，腾虹奔电，射万壑，此宇宙奇诡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窥焉。”

虽然只是片言短语，却将庐山的俊秀奇伟描绘得生动传神，并洋溢着一种伟大的爱国主义激情。李白的这篇山水小品，与他的《望庐山瀑布水》有异曲同工之妙，给人们创造了美好的遐想，艺术的享受。

在山水小品勃兴之时，山水记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山水记，同以序、书为题的山水小品相比，表现出更符合山水散文的艺术规范，变体现出社会进步、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山水记，显露出明确的审美意识，更集中更真实可信的描写自然山水的地理位置、地域环境、地形地貌及其天然之美。

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记中，以记述庐山山水的山水记，有着显赫的地位，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值得称道的是不乏上乘之作。如收录于《太平御览》卷四十一中的慧远《庐山略记》、张野《庐山记》，收录于《艺文类聚》卷七中的周景式《庐山记》、王彪之《庐山记》等，均是这一时期的著名的山水记。

慧远以精炼、形象的语言，在《庐山略记》中叙述了庐山所处的方位，庐山之名的解释，山体的形态，云雾瀑布的奇异景象，并极富渲染庐山这座“神仙之庐”。

 “其山大岭凡有七重，圆基周回，垂五百里。风云之所摅，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穷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搏，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急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矣。”

周景式的《庐山记》，以介绍自然山水为目的，显示山水胜境的魅力，吸引人们的游览情趣，更加注重山水景物的展现。 “登庐山，望九江，以观禹之迹。其兹峰乎，东南隐诸岭，不得骈瞩，自庐山人迹所暨，回望处无复出此者。又甚高峻，每雨，其下成潦，而上犹皎日。峰头有大盘石，可坐数百人。......”

这些山水小品、山水记，是人们认识庐山其面目最原始、最真切、最权威的文学史料，亦是展示中国古代人类崇尚自然、认识自然、寄情自然的历史记录，同时展现出由山水记向山水游记的演进，由刻意追求自然山水外部形态之美，到着意创造物我浑然的艺术境界的跃动。

唐代白居易的山水游记，尤显自我的风格，享有盛名的《庐山草堂记》，即是其个性的显现。白居易以娴熟的文笔和技巧，充分表达了自己酷爱山水癖好，并注入了自己的身世感、沧桑感，使山水别具内涵与风韵。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白居易在记文开篇对庐山发生这样的赞叹，此后这就成为对庐山众口一词的评判。“春有锦绣谷花，夏有石门涧云，秋有虎溪月，冬有香炉雪。阴晴显晦，昏旦含吐，千变万状，不可殚记。”作者对庐山草堂的四周景物环境，落笔悠悠，却倾吐了真诚的爱恋和审美情趣。“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敞南蔑，纳阳日，虞祁赛也。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碱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帏，率称是焉。”作者对庐山草堂建筑的率真写实，成为人们研究中国古代园林的重要史料，而《庐山草堂记》亦被视为中国园林学的奠基之作。

宋代山水游记，在唐人已创辉煌的基础上再创辉煌，并将人生的种种思考移植到山水的描绘中，从而大大增强了山水散文的理性光芒。苏轼的《记游庐山》、《石钟山记》，陆游的《游东林记》，朱熹的《卧龙庵记》等，正是这一时期山水散文的重要体现，也是对庐山区域的美学价值和史学价值的重要体现。

苏轼在《记游庐山》中，以挥洒之笔，畅述游览所见的山水气势，由此而兴遐思冥想，使本无生命亦无思想的客观景观，获得理念的灵魂，闪动思辩的光泽；从“发意不欲作诗”开始，至“余庐山诗尽于此矣”结篇，中间叙述游山观感和题诗经过，展示自己心灵感受的天窗，阐发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绝唱。

苏轼的《石钟山记》，之所以被称为名作，则因为富于独创，别开生面。从“钟”字发挥，说明石钟山的由来，对前人的解释提出质疑，从而记叙亲临石钟山的考察的经过，由此提出“事不目见耳闻，则不能臆断”的见解。并将理性的思维，同大自然的妙境天衣无缝地糅成一体，而石钟山也因名家名作的张扬而名噪。

明、清两代，山水散文的创作，盛行不衰。文学史家评论这一时期的山水散文，认为没有更大的开拓和创新，只有在原来的框架上有伸展，但在“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大旗下，展示出了清新流畅，活泼自由的山水散文，在美学观上产生了重大转机。

庐山随着日益远播的盛名，加上交通便捷，慕名而来的文人络绎不绝，从而为庐山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山水散文。明清两代，驰名的文学家、学者，如袁宏道、王思任、王世懋、徐宏祖、宋之盛、查慎行、袁枚、恽敬、张维屏等，游历庐山，放歌山水，抒发情怀。

袁宏道的《庐山游记》，别致，情真、飘逸，反映出追求个性解放的审美情趣，因而他笔下的庐山自然景物拟人化，云雾呈“人物鸟兽状”，峰岩“危身却立，摩牙裂髭而望”，涧水“啕号呼激”......正是“独抒性灵”的艺术体现，亦喻山水可以丰富，补充人们的“性灵”。

王思任的《游庐山记》，以画家的眼光审视庐山的自然山水，充溢着色彩和动感。五老峰“五大垛铁云皆紫青融铸，从天崩下，现寿者相，是名五老”。五老峰“海绵素铺几万里，抛弹松称，光丝耀然。觉霜雪死白为呆，凹凸不等，小家数耳......绵俱缩入湖江，渐覆四宇，作开辟以来一大供”。不帝为人们开辟了新的审美领域。

徐宏祖（徐霞客）却以旅行家、地理学家的身份，对庐山进行了6天的旅游和考察，他留下的《游庐山日记》，涉及地理、地貌、地质、水文、植物、历史、名胜等诸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他是从石门涧攀登百丈梯上庐山的第一人，他是实地考察大汉阳峰的第一人。

恽敬，是清代山水文学中较有名气的文学家，他曾先后两次登庐山，写了《游庐山记》、《游庐山后记》，文笔洗炼生动，善于描绘景物特征，抒发感受最深切之处，因而成为他的艺术成功之作。

“庐山据浔阳、彭蠡之余，环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故其大以荡谲之，则灵；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旷，与海水异故并海诸山多壮郁，而庐山有娱逸之观。”恽敬在《游庐山记》中形胜特点，由此点画“有娱逸之观”旨趣，然后着意描述含鄱口俯览鄱阳湖上风卷的云障奇观，仰望香炉峰白云团涌的云海幻景，阐发出云雾是山之灵，诡变的云雾是娱性逸情之最。在《游庐山后记》中，再度记述在不同山形地貌中瞻云观雾，展现云雾幻变的玄妙，挖掘山水美学的真谛，拓宽了山水美学的领域。

山水，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十分重要的意义有一大半应属艺术，归属于美学。庐山，自古就被人们当作一个艺术观照的对象，一个审美愉悦的对象。它所产生的山水文化，从地志、山水小品、山水记的山水描写，到后来的山水游记、山水散文的大量出现，真实地记录了人与自然的亲和愈来愈密切，山水与散文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生动地反映了山水与散文结合，从应用性到文学性散文的演化，从量变到质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