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信息时报》报道，近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去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等部门组成督查组,对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河南、广东、重庆、四川、贵州、陕西10省市重特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的落实情况进行了重点督查。在检查中，督查组发现，在重特大安全事故刑事责任追究中，适用缓刑比例较高；在刑罚执行中，假释、减刑的比例也比较高。

“缓刑”的步伐之快，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太协调，需要引起十分的重视。

对于贪污受贿、渎职侵权、安全事故等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如此之高，虽然不排除部分缓刑判决是合理的，但如此多的职务犯罪缓刑判决，毕竟是不太正常的现象。缓刑的滥用必然导致“三失”：一是让法律失“威”。我们知道，法院判决缓刑的理由，主要是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能够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积极全部退赃、适用缓刑不再危害社会等等。然而从现实角度来说，职务犯罪的被告人几乎都能够做到以上条件，他们只要在法庭上痛哭流涕一把，或者写下几十页悔罪书，或者补交上与指控犯罪数额相同的赃款，就可以被法院郑重其事地判处缓刑，就可以免受牢狱之苦。如此一来，法律对他们实在太宽容了。还有什么“法威”可言！湖南贪官文建茂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出狱当晚，文建茂在家放鞭炮办酒席大肆庆祝。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判决是对贪官的纵容。二是让民众失“望”。贪官历来为民众所痛恨，对于贪官的倒台，广大群众是拍手称快，然而如果最后却是“缓刑”草草收场，让民众不觉只是形式而已，从经济上无所损伤，“官官相护”必须让群众对这个政权感到失望。三是让犯罪失“控”。如果贪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能够从轻处理，适用缓刑，那缓刑制度就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谁还怕法律，有钱就敢捞，有利就敢上。特别对于那些政治无所图的官员和年龄偏大的官员来说，还有什么能吓住他，为了后代，为了巨大的利益，区区一个“缓刑”，能奈其何？

缓刑的滥用，必定会降低腐败的成本，会助长贪官的气焰。缓刑、免刑适用比例的大幅上升，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法律和监督的制约。如何遏止此种现象的滥用？一是法院要慎用缓刑，要规范判决；二是要加强监督。党委、人大要加强监督，防止滥用缓刑；三是要实行公示制度。对于实行缓刑的案件，要对社会实行公示，听取社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