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历来是审判活动的首要内容，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以严刑酷法维护君主专制制度。

如，清同治9年（1870年）7月，南京发生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大案，总督被刺身亡，震惊朝野。刺客被判以谋反叛道罪，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该督。刺客在南京小营被处死，监斩官是马新贻之弟，他特制了利刀、铁钩，命刽子手以铁钩将刺客肉钩下割碎，行刑达6小时之久，才剖腹挖心。刺客之子被阉割后，发配黑龙江为奴。

江宁地方审判厅成立后，依《大清新刑律》审理刑事案件，其刑罚虽有死刑，但废除了枭首、阉割、戮尸、刺字等酷刑。

民国时期，江宁地方法院及首都地方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中，鸦片烟毒案件始终居于首位。例如，民国3年至12年，江宁地方审判厅总共审结刑事案件9337件，其中鸦片烟毒案占32％；民国22年结案6383件，鸦片烟毒案占64％，其中又以吸鸦片者为多，携带贩运者次之。当时南京没有建立戒烟机构，烟案再犯者很多。以江宁县所属的上新河为例，开灯吸食者占户主40％以上，30岁的吸者占60％，烟馆遍及各处。民国23年（1934年），根据民国政府《严禁烈性毒品条例》及南京市《肃清烟毒实施办法》，江宁地方法院判决运输海洛因犯余荣生、贩卖海洛因犯周子珍被判处死刑。

盗窃、抢劫案件的数量仅次于烟毒案。盗窃案中，以扒手最多，江宁地方法院分析其原因所在：“首都大小车站及轮埠多，行旅繁，便于扒窃。”抢劫案则以抢劫米店为多，抢劫时间均在下午7时或8时许，此时米店已关门盘点，作案者少则二三人，多则四五人，先入者伪作兑换银洋状，随即拿出手枪，取其银钱而去。

排在第三位的，是妨害婚姻家庭案件。

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大量的刑事案件，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作出了贡献。“文革”期间，南京两级人民法院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刑事审判中出现了冤、假、错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法院成立刑事复查机构，逐步平反纠正了过去遗留的冤、假、错案。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全市的刑事审判积极投入“严打”斗争，为经济建设发挥了有力的保驾护航作用。